這是一本以20世紀中期的英國社會人類學家為研究對象的民族志，彼時正值他們的黃金年代。有價值的是那些他們遺留下來的東西：那些體現了他們在他們所生活的世界中留下印跡的書籍、論文和智識上的爭論。但是作為人類學家，這些特殊的土著非常清楚地認識到他們的學術作品受到個人背景、友誼和競爭關系、職業(yè)結構和所屬研究機構，以及當時的政治背景等因素的影響。也許更具有塑造力的是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稱作人類學場域（anthropological field）的東西特定的國家傳統(tǒng)和特點、思維習慣、所關心的問題、共有的信仰和常識、風俗禮儀、價值觀和信仰、對出版物的規(guī)定和限制、特定的審查制度，再加上……根植于該學科組織結構中的，即在學科的專門化歷史中的偏見。一部（以人類學和人類學家為對象的）民族志需要解釋清楚以上所有的影響因素。
　　作為一個參與觀察者，盡管我已盡力為之，但我與研究對象的距離太過于接近，以至于我很難做到始終以一個恰當的視角去觀察他們。初引領我進人人類學的人是我敬愛的嬸嬸希爾達庫珀（Hilda Kuper），她是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學生。馬林諾夫斯基是創(chuàng)立人類學這一部落的鼻祖之一，我過去便聽慣了關于他性格和思想的褒貶不一的評價，也有關于他的強勁對手A.R.拉德克利夫一布朗（A.R.Radcliffe-Brown）的，曾受教于他們的人總是對此爭論不休。
　　乃至到1960年代初，我初被接納為部落新成員的時候，英國的社會人類學依舊是一個很小的社群。當時的人類學十分傳統(tǒng)，有著自己的禁忌、神話、儀式，以及互不相讓的各族首領。雖然如此，通過了田野調查這一入會儀式的新人還是會感到他們已經成為氏族成員。我們互相都認識，在多年的時間里我也與一些前輩熟識邁耶福蒂斯（Meyer Fortes）、艾薩克沙佩拉（Isaac Schapera）、奧德麗理查茲（Audrey Richards）、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歐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私下都是我很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