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為作者， 我在此謹對許多幫助我創(chuàng)作的人表達感激之情。首先浮現(xiàn)于我腦海的是在1985年至1986年和1987至1988年，參與我主持的古代史研討課的學(xué)生們。在當前的研究成形以前，他們耐心地聽取了我的觀點。其中許多人和我一樣，對阿提卡的訴訟有著同樣的熱忱。由研討而形成的課題親屬、群落和邊緣性（Kin,Community,and Marginality）有幸獲得了加拿大社會科學(xué)和人文科學(xué)研究理事會（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支持，并于1988年至1990年，獲得了全額科研資助。在此期間，我當前的工作接近完成。對加拿大社會科學(xué)和人文科學(xué)研究理事會的慷慨資助，我表示由衷感謝！
初稿殺青后，遠在紐約和其他地方工作的同事們開始依次審讀書稿。他們是莉比·科恩（Libby Cohen）、謝麗爾·考克斯（Cheryl Cox）、喬納森·埃德蒙森（Jonathan Edmondson）、馬克·艾格羅（Marc Egnal）、布萊恩·拉韋爾（Brian Lavelle）、大衛(wèi)·米爾海德（David Mirhady）、朱迪恩·羅斯納-西格爾（Judith Rosner-Siegal）、艾德里安·舒伯特（Adrian Shubert）和巴里·斯特勞斯（Barry Strauss）。他們的觀點真是助益良多，感謝他們所有人。另有兩位同事承擔(dān)了通篇閱讀原稿的繁重工作：馬克·戈爾登（Mark Golden）閱讀了全部初稿，保羅·卡特利奇（Paul Cartledge）閱讀了清樣。對于他們慷慨奉獻時間并毫不吝嗇地提出大量建議，我的謝意難以言表。另外，從普林斯頓大學(xué)出版社的兩名匿名審稿人的建議中，我也獲益良多。后，我要向多倫多大學(xué)的約翰·特雷爾（John Traill）表示感謝，我借助他的電腦檢索了有關(guān)雅典人的信息。
此外，讓我以一種不同以往的順序致謝。我要感謝鳳凰出版社（Phoenix）的編輯，允許我在本次修改版本中重新打印流言與名譽的政治一章；感謝荷蘭格羅寧根市沃爾特斯-諾德霍夫出版社（Wolters-Noordhoff）、克魯姆赫爾姆出版社（Croom Helm Publishers）、《美國語言學(xué)協(xié)會會刊》（TAPA）允許我復(fù)印相應(yīng)的圖例；當然還要感謝英國國家博物館為本書的封套（此處指原版書）提供的插圖。
本書中所有涉及希臘文本的翻譯，除其中一章外，均由我本人獨自完成。我非常滿意諾瑪·米勒（Norma Miller）翻譯的《米南德喜劇集》（Menander�餾 comedies）版本，故未嘗試改進譯文，事實上，我也采用了她翻譯的英文劇名。（在注釋中，我將它們恢復(fù)為希臘原文劇名。）
后，敬請大家關(guān)注本著作中的幾個特質(zhì)（idiosyncracies）。我一貫堅持認為，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是《雅典政制》（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一書的作者，盡管我知道，將其看作托名亞里士多德的作品也許更為準確。因為，人們普遍認為，能夠撰寫具有如此重要價值的短篇著作的人，一定是這位大哲學(xué)家的門徒（Rhodes,1981:61-63）。我也知道，納入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德摩斯梯尼（公元前384322年），古希臘的政治家、雄辯家、演說家，早年師從伊薩學(xué)習(xí)修辭，后教授修辭學(xué)。其積極從事政治活動，極力反對馬其頓入侵希臘，后在雅典組織反馬其頓運動失敗后自殺身亡。譯者注演說辭的那些著作，習(xí)慣上常常被視為某人而非這位演說家和政治家的作品。但在本書中，我并不推崇這種觀點，但仍認為它們是研究公元前四世紀社會史的重要來源。近期出版的一部演說辭目錄顯示，它們都被采信為德摩斯梯尼本人的作品（Ober,1989b:343-45）。

加拿大，多倫多
199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