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主要闡述了19世紀上半期到20世紀40年代的一百多年時間里,在英帝國的范圍內,饑餓含義的變遷以及治理饑餓的現(xiàn)代體系的形成。本書涉及政治學、文化學、社會學、年代學、歷史學、地理學等方方面面的內容,用大量的歷史材料和史實提供了研究現(xiàn)代饑餓史的新思路。
作者認為,英帝國在改變饑餓的含義和現(xiàn)代饑餓救濟制度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因此,這一階段的英國可以作為現(xiàn)代征服饑餓的典范。作者從文化和政治的角度講述了人們理解饑餓和感受饑餓的顯著變化史,追蹤了現(xiàn)代人對饑餓的理解的三大轉變(神圣觀、道德觀、社會觀),梳理了現(xiàn)代營養(yǎng)史與饑餓史之間的關系。作者認為,對饑餓的理解的轉變也促成了治理饑餓的方式的轉變,隨著各種新觀點和新方案的涌現(xiàn),產生了饑餓的權力觀、政治觀和消除饑餓的治國方略。隨著治理饑餓的現(xiàn)代體系逐漸形成,英國人開始重新反思社會民主和福利國家政治。
前言
奇怪得很,我寫這本書的念頭是在吃午飯時產生的。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一天,在英格蘭曼徹斯特的潘克赫斯特博物館(Pankhurst Museum)里,當時我正與一位朋友一起吃午飯,向她抱怨我的第二部著作的撰寫把我折磨得苦不堪言,朋友建議我去看看掛在餐桌周圍墻上的畫,畫面中那些絕食抗議的婦女參政論者正被強迫喂食。 當然了,學者所出版的書籍往往只占他們所思與討論的一小部分,那么,為何這次午餐時的特別對話會演變成你將要讀的這本書呢?
首先,對于像我這樣剛剛組建家庭和開始教書的人來說,這個原因十分重要。這看上去是一個與我的研究不相干的課題,但正是我之前有關19世紀英國政治文化的工作積累使我有能力承擔這個課題。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我愈往深處挖掘,就愈需要冒險涉足更多的領域。我意識到,我們不能只從英國政治抗議的傳統(tǒng)角度來理解絕食抗議。我首先必須理解,為什么饑餓在20世紀早期產生如此深刻的政治影響。
這項任務很緊迫,既有方法論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而且這兩個原因也是不可分割的。
1979年,我14歲,那時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剛成為英國首相。四年后,我18歲,已達到法定選舉年齡。此間,她明確提出撒切爾主義(Thatcherism),對英國社會民主的兩大支柱混合經(jīng)濟(mixed economy)和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進行了批判。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這兩大支柱主導了我父母那一代人的生活和政治。1984年,我成為一名學習政治和現(xiàn)代史的大學生。那時候,礦工罷工已全面展開,撒切爾主義似乎依然未被動搖。很顯然,左派政治正在瓦解,要將其重新凝聚起來需要花費大量的腦筋。20世紀80年代后期,我開始攻讀博士。在這期間,歷史學家們似乎都站在學術辯論的前沿。因此,在很多方面,我成為一名歷史學家,我所學過的關于階級形成、勞工運動推進和福利國家興起的論述似乎都失去了意義。當我試圖想象繼撒切爾之后的左派政治會是如何,又試圖找到一種超越那些社會歷史正統(tǒng)觀念的方法時,我的這兩種嘗試相互交織滲透。我認為,這兩種嘗試都需要將政治和歷史從唯物主義框架中解放出來,這種框架總是將政治和歷史視為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社會經(jīng)濟利益的產物。然而我卻認為,政治和歷史是文化的產物,也就是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
因此,政治的職責不是去跟隨任何一個階級前進的步伐,而是通過給人們提供理解世界和體驗世界的可靠的方式,創(chuàng)建跨越社會經(jīng)濟利益集團的選民群體。
帶著皈依者的熱情,我激昂地宣布,社會和歷史學家們失去的僅僅是他們的唯物主義鏈條而已。關于這一點的辯論十分激烈,觀點和立場迅速極化,有時甚至極化得毫無用處。然而,從理性上來說,當人們有可能也有必要對政治和歷史的本質進行重新思考時,這又非常激動人心。這也是為什么饑餓的主題以及與之相關的政治會格外吸引我,因為它可以讓我證明,即便是饑餓那種為物質的狀態(tài),也是文化的作品或用不那么專業(yè)的術語來說,人們對饑餓的理解是如何塑造了真正經(jīng)歷過饑餓的那些人,以及他們是如何經(jīng)歷饑餓的。
在接下來的幾頁里,我沒有對方法論進行討論,也沒有對社會和文化歷史的辯論進行回顧。我沒有選擇一個元理論框架作為討論的出發(fā)點,而只是從兩個簡單的歷史問題出發(fā):饑餓的含義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這些變化的原因和結果又會是什么?在回答這些問題時,我將社會史、文化史、政治史、帝國史與科學、技術以及其他物質形式的歷史結合起來,而不是嘗試在更宏大的框架中去調和它們。如同文化史一樣,社會史也只善于解決某些問題,而其他問題好還是留給其他不同的歷史傳統(tǒng)去解決。盡管我會優(yōu)先考慮我們提出的歷史問題,而不是試圖發(fā)展或保持方法論的純粹性,但結果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文化轉向后(我希望是超越文化轉向)歷史實踐的產物。否則,我怎么能知道不斷變化的饑餓的含義呢?因此,如果不轉向文化史,是不可能完成這部作品的,然而,我也不能單單作為一名文化史學家來完成它。《饑餓:一部現(xiàn)代史》也是在英帝國轉型后寫成的書,盡管我并不同意現(xiàn)在流行的說法,即英國及英帝國的歷史總是相互構成的。我希望在此證明,在關鍵時刻,英國饑餓的含義和饑餓政治是由更廣泛的帝國背景和國際背景所決定的。同樣,應該成為我們指南的,不應是我們所宣稱的領土,而是我們提出的問題:有時它們把我們帶到特定的教區(qū)或地區(qū),有時又帶到某個地區(qū)或國家,有時帶到某個殖民地或帝國體系,有時又帶到國際或跨國框架中。
有關方法論的問題適時讓我們回到了政治問題。我希望,追溯英帝國時期饑餓含義的變化能夠幫我們開辟全新視角去看待福利國家的興衰。我的專業(yè)觀點是在對福利國家和唯物主義社會歷史觀進行根本性批判的背景下形成的。在某種程度上,我寫《饑餓:一部現(xiàn)代史》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想弄清楚福利國家和唯物主義社會史這兩者究竟還剩下什么。
詹姆斯·弗農(James Vernon),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現(xiàn)代英國史、英帝國史、帝國史與全球化的比較研究。
主要著作有:《遠方的陌生人:英國是如何成為現(xiàn)代國家的》《政治與人民:18151867年的英國政治文化研究》《再讀憲法:19世紀英國政治史的解讀》《英帝國古怪的自由現(xiàn)代性》《英國現(xiàn)代史:1750年至今》等。
沈凌,法學博士,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外國語言與文化教研室副教授。出版專著《比較視域下的中共執(zhí)政決策機制研究》,譯著《維多利亞時代的政治文化:合情順理》(合譯)等,發(fā)表《歐洲2020戰(zhàn)略實踐與啟示》《英國高等教育理念》等多篇學術論文。
目錄
章饑餓與現(xiàn)代世界的形成/
第二章饑餓的人道主義發(fā)現(xiàn)/
饑餓作為新聞/
饑餓受害者的面孔不斷發(fā)生變化/
第三章作為政治批判的饑餓/
饑荒與英國暴政/
饑餓游行的誕生/
絕食抗議的政治:超越普通人的忍耐極限/
第四章饑餓的科學與計算/
饑餓在技術和社會方面的低效/
一場營養(yǎng)學之戰(zhàn)? /
實驗室生活/
殖民地實驗室/
第五章饑餓的英格蘭與一個富足世界的規(guī)劃/
重新發(fā)現(xiàn)饑餓的英格蘭/
確認饑餓的英格蘭/
社會營養(yǎng)學與對于富足的規(guī)劃/
戰(zhàn)爭與重建:社會營養(yǎng)學成為一門應用科學/
社會營養(yǎng)學的世界性任務/
第六章集體喂養(yǎng)與福利社會/
學校餐和工廠食堂/
社區(qū)餐廳:一種新的社會形式/
第七章人如其食:培養(yǎng)公民成為消費者/
貧困、無知和消費問題/
家庭管理和節(jié)約糧食/
家庭科學和高效廚房/
二戰(zhàn)期間在廚房前線戰(zhàn)斗/
第八章牢記饑餓:英國社會民主的劇本/
只有懦夫才在沉默中餓死/
歷史、記憶和饑餓的20世紀30年代/
結論/
注釋/
索引/
譯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