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領們》 這個集子一共收錄了七篇故事，它們是從我于1953年至 1957 年在利馬讀大學期間寫了又撕、撕了又寫的許多篇故事中歷經九死一生 留存下來的。沒有太大的分量，我卻十分喜歡，因為它們令我記起那些艱苦的年代。那時，盡管我把文學看得比世界上的任何東西都重要，但說真話，我從未想過有一天我會成為作家。我年紀輕輕就結婚了，除了大學課程，生活的重擔也壓得我透不過氣來。不過，在那些年代留在我腦海中的東西里，比我雜亂無章地寫的短篇故事更重要的是我發(fā)現的那些作家和那些我貪婪地閱讀的可愛的書籍。正是由于那些作家和書籍，使我在十八歲時迷上了文學。說起來我有那么多的事兒要干，怎么還能去讀那些文學著作呢？結果，要么一些工作只好半途而廢，要么就是把工作干得很壞。我在公共汽車上讀書，在教室里讀書，在辦公室里讀書，在大街上讀書，在喧嘩中讀書，在人群中讀書，站著讀書，走著路讀書……我是那樣善于集中注意力沒有任何東西、任何人能把我從一本書中拉出來（我失去了從書中擺脫出來的能力）。我記得自己有這么幾項壯舉：只一個禮拜天，我就讀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一個朋友將亨利·米勒法文版的《南回歸線》 和《北回歸線》 借給我?guī)讉�小時，我用不眠之夜將其讀完；�？思{的幾部早期作品《野棕櫚》《我彌留之際》 和《八月之光》落在我的手中，我感到眼花繚亂，手里拿著紙和鉛筆讀了一遍又一遍，仿佛那是課本。

讀這些書的成果滲透在我寫的本書中。我現在承認這件事是很容易的，但在當時我寫這些故事時并非如此。我寫的早的故事《首領們》，表面看起來是再現我們在皮烏拉圣米格爾中學試圖進行的一次罷課，那是我們畢業(yè)班學生參加的， 結果毫無成果地失敗了。 而實際上， 那是馬爾羅的作品《 希望》 走了調的回聲。 我寫作時，正在讀這部作品。

《挑戰(zhàn)》是一個令我難忘的故事，當然，讀者是無法理解我這種心情的。巴黎的一本以藝術和旅游為中心內容的雜志《法蘭西》 雜志出了一期印加人之國 的�？�，并借此組織了一次秘魯短篇故事競賽，獲獎者可以免費去巴黎旅行十五天，住在拿破侖飯店，站在這家飯店的窗前可以看到凱旋門。自然，國內的文學愛好者都聞風而動，竟足有數百篇故事參加了這次競賽。當我正在閣樓里為一家電臺撰寫新聞稿，我好的朋友走進來告訴我，我投稿的《挑戰(zhàn)》 獲獎了的時候，我的心怦怦怦地跳起來。他還說，巴黎已準備好軍樂隊等著我。那次旅行的確令人難忘，有趣的奇聞軼事層出不窮，精彩程度甚至超過了《挑戰(zhàn)》 這篇故事本身。我沒能看到我當時崇拜的偶像薩特，卻看到了加繆。那是在重新上演《正義者》的劇院的出口，我大膽地，或者說莽撞地朝他走過去，跟他說了話（他的西班牙語好得令我吃驚），然后寫了一篇八頁的評論他的文章，交給我的三個朋友在利馬刊出。在拿破侖飯店，我房間過道對面的女鄰居也是一項比賽的優(yōu)勝者1957 年法國小姐，也享受免費住飯店十五天的待遇。在飯店的佩斯加杜餐廳，我踮著腳往前走，生怕弄皺了地毯，結果還是出了洋相：由于無知， 我點錯了菜，當人家遞給我一張小網并告訴我應該怎樣為那道菜在餐廳的池塘里撈起鱒魚時，我窘極了。

我喜歡福克納，卻模仿海明威。這個集子里的故事幸虧有那個神話般的人物。在那些年里，他恰恰來到秘魯捕海豚、獵鯨，足跡所到之處為讀者留下了大量的冒險故事、簡練精辟的對話、生動逼真的描寫和各種隱秘的材料。對于一個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前開始寫作的秘魯人來說，讀讀海明威是十分有益的：那是一節(jié)有節(jié)制地參觀的文體課。盡管當時在別的地方已經過時了，但在我們中間還倡導著一種卑鄙無恥的、地主奸污女農民的文學，那是用許多個重音落在倒數第三個音節(jié)的單詞寫成的，評論家們稱之為土著文學。我痛恨這種文學 因為它是騙人的，因為它的作者們似乎認為，揭露非正義就可以免除他們對作品藝術上的甚至語法上的憂慮。不過， 我也證實了這并未阻止我本人在這個祭壇前燒香，因為《兄弟》這篇作品就落入了土著文學的老套；也許它還攙雜了另外一種內涵， 那是時代給予我的另外一種激情：美國西部片。

在這本描寫青少年男子漢大丈夫氣概的故事集中，《祖父》這篇同全書的氛圍并不合拍， 它反映了我的閱讀保羅· 鮑爾斯文字優(yōu)美但內容邪惡的兩本書：《弱小的獵物》 和《保護天堂》。那是利馬一個死氣沉沉的夏天，我們經常在半夜到蘇爾克墓地去。我們崇拜美國詩人愛倫· 坡，希望有一天也崇拜魔鬼。我們用唯靈論的思想自我安慰。亡靈向靈媒我的一個親戚口授各式各樣的信息，帶著和生前同樣的拼寫錯誤。那是一些緊張而難以入眠的夜晚，盡管種種場景使我們對另一個世界的事情持懷疑態(tài)度，但我們還是緊張得連頭發(fā)根兒都豎了起來。從《祖父》 這篇文章看，不堅持相信邪惡的本性是聰明的。

在這本故事集中，生活表現出寬容的大概要屬《星期天》這篇。 男孩和女孩們那種只限于本地區(qū)的友誼，亦即赫伊津哈 a描寫的那種人間游戲的神奇空間，在米拉弗洛雷斯區(qū)已完全成為過去。道理很簡單：自從停止了兒時在地上的爬行之后，現在利馬中產階級的年輕人已經有了自行車、摩托車或汽車，這些交通工具將他們從家中帶向遠方，從遠方將他們帶回家中。就這樣，每個人都劃定了自己交朋友的地理范圍，并向城市的四面八方輻射。然而，在三十年前，我們只有踏板車，這些踏板車只允許我們在街區(qū)里轉圈子，即使有自行車的人也不能出遠門，因為父母不允許（當時他們聽父母的話）。就這樣，我們這些小伙子和姑娘被死死地限制在一個狹小的區(qū)域里，那兒只不過是家庭的延伸，卻是友誼的王國。請不要將我們這狹小的友誼王國與美國的小團伙小幫派混為一談，因為美國孩子的小團伙純屬男性團伙，帶有尋釁滋事、打架斗毆甚至搶劫行盜的特色，而我們米拉弗洛雷斯區(qū)孩子們的小圈子 是無害的，類似一個大家庭，是一個混合部落。在這兒，我們只是學吸煙、學跳舞、搞體育活動和向姑娘們表白愛情。我們的要求并不太高，只是希望在節(jié)假日和夏天里玩?zhèn)�痛快。我們開心的事是沖浪和踢足球，瀟灑地跳跳舞，每隔一段時間交換一下女友。我承認，比起我們的長輩，我們是相當愚蠢、相當沒教養(yǎng)的，我們對發(fā)生在饑民無數的我們遼闊國土上的事情竟然一無所知，這是我們后來才發(fā)覺的。同樣，我們當年和小朋友們一起生活在米拉弗洛雷斯區(qū)是多么幸運也是后來才體會到的�；厥淄�事， 有時我們甚至感到羞恥， 但這同樣是愚蠢的，因為一個人不能選擇他的童年。關于我的童年，一切熱烈而鮮明的回憶都跟我們孩童期那個小圈子 的習俗和行為聯系在一起，加上濃郁的鄉(xiāng)愁和懷舊， 這便是我寫《星期天》 的緣由。

《崽兒們》同樣寫的是孩子們的小圈子，但這個故事寫的不是青少年的惡習和過失，而是 1965 年發(fā)生在秘魯的成年人的事。我說寫，倒不如說是反復重寫，因為這個故事我至少寫了十二稿，始終難以脫稿。我在一份日報上讀到，在安第斯山脈的一個小村莊里，一條狗閹咬了一個新生嬰兒，從此之后，那件事就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里。從那時起，我做夢都想把這一離奇的傷痛寫成一個故事。這種傷痛與別的傷痛完全不同，它隨著時間的推移非但不逐漸愈合，反而越來越大。同時，我的腦海里也反復琢磨著發(fā)生在一個狹小區(qū)域里的短篇故事，包括那個區(qū)域里的人，它的神話和它的禮拜儀式。當我將這兩個計劃混合在一起的時候，棘手的問題來了： 由誰來講述這個殘疾孩子的故事？由孩子們的群體。 那么， 這個集體的講述者怎樣才不至于把每個人講的話抹煞？ 隨著我把一張張的稿紙撕掉，那個復數的聲音漸漸地在我的腦海中形成了，它一會兒分解成個人的聲音，一會兒又重新變成一個代表整個群體的聲音。我更希望把《 崽兒們》 寫成一個被唱出來、而不是被讀出來的故事，因此， 我選擇的每一個音節(jié)時，都既考慮到它的音樂性又考慮到它的可講述性。不知為什么，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故事的真實性決定于讀者應該覺得自己是在聽而不是在讀，即故事應該從耳朵中進入讀者的腦子里而不是從眼睛里。 就是這些問題姑且說是技術問題吧使我傷透了腦筋。令我驚訝的是，對于奎利亞爾的不幸居然可以作出那么多種解釋：暗示中產階級的無能、對不發(fā)達世界的藝術家的閹割、影射漫畫文化在青年一代中造成的失語癥、暗喻我自己敘述的無能……為什么不是呢？ 隨便哪一種解釋都可能是對的。當我將所學到的東西落實到筆下的時候，從來就沒有完全清楚過：真實也可能是謊言，謊言也可能是真實，誰也不知道在為誰工作。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文學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會制造問題；它非但不能使人們幸福，反而會使他們更不幸。不過，盡管如此，文學也是我選定的生活道路，我絕不會再改變。

馬里奧· 巴爾加斯· 略薩1979 年 2 月于利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