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陽明學的興起無疑是自晚明以來中國思想界的一個重要事件，并深刻影響著中國（乃至于東亞）的思想史進程。臺州天臺山與甬上四明山在歷史上有著深刻的聯(lián)系，在文化上也有著親緣性，但是，在長期以來，尤其是關于陽明學的研究中，天臺山是被忽視的。臺州，應該來說，是陽明學發(fā)展的一個特殊區(qū)域。但是，可能是與天臺山文化作為佛道標志性文化的基本定位有關，對于天臺山（臺州）儒學的忽視，可能也是情理之中的。然而，情理之中并不代表歷史事實即是如此。比如在《明儒學案》《臺學統(tǒng)》《續(xù)臺學統(tǒng)源流》等等作品中，我們都可以發(fā)現(xiàn)一大批臺州儒家學者的身影。臺州儒學的研究，從總體上來說，是一個長期被忽視或者說被掩蓋的事實。從這個角度來說，無論是對于朱子學，還是陽明學，在臺州的發(fā)展都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

張兄宏敏博士的新著《臺州陽明學研究》，從這個角度來說，是一部具有開拓性意義的力作，該書以交游和文獻為關鍵詞，對臺州籍陽明弟子以及陽明學者群體進行了深入的考辯，由此呈現(xiàn)出了臺州陽明學的一個基本發(fā)展脈絡。將臺州陽明學作為一個學術命題重新確立起來，這是該書的一個貢獻。而全書的脈絡則是圍繞交游與文獻來展開的。按照作者的區(qū)分，交游指得是王陽明與臺州籍陽明弟子（如黃綰、應良、林元敘、林元倫、趙淵等）之間交往結識，王陽明針對臺州籍諸弟子各人不同的學術根基與稟賦志趣而進行傳道（圣人之道）、授業(yè)（良知之教）、解惑（致良知之法）的具體過程，也包括以黃綰為中心的臺州籍陽明門人群體之間的相互交往與學術切磋；文獻是對臺州籍陽明弟子門人的文獻史料的盤點與梳理，主要包括黃綰、葉良佩、王宗沐的著作文獻的編撰緣由、傳世版本、文獻價值等，還包括圍繞江右王門學者鄒守益的佚文《應方伯良墓志》而對應良的生命歷程與學術交游的梳理，浙中王門學者王畿佚文《明故南京通政司經(jīng)歷石洞黃公墓志銘》而對黃承文的生平學行的論述。這兩個角度的選擇，應該來說也是非常準確的，對于臺州陽明學的群體以及相關的著述都作了非常清楚的梳理。尤其是作者不僅以文獻的考辯為基礎，同時對于相關歷史遺跡都作了深入的田野調(diào)研，從而掌握了關于臺州陽明學的大量手資料，這對于準確揭示臺州陽明學這一議題來說，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意義的。具體而言，這種意義可以表現(xiàn)為：

首先，將臺州陽明學作為一個議題提出來，這就是一個值得認可的舉措。雖然天臺山和四明山在地理上是有密切關聯(lián)，陽明學以及陽明后學在區(qū)域傳播上也是各有特點。但是如前所言，正是因為天臺山和四明山的這種特殊關系，似乎在提示我們應當更加重視在臺州區(qū)域陽明學傳播的具體表達，臺州學者對于陽明學究竟有怎樣的意義呢？《四庫全目總目提要》對于明代臺州臨海籍儒學家金賁亨《臺學源流》的介紹稱：是書敘述臺州先儒，自宋徐中行迄明方孝孺、陳選，凡三十八人，各為之《傳》。其疑而莫考者又有十五人，各以時代類附姓名于《傳》末。其《傳》雖多采《晦庵文集》《伊洛淵源錄》諸書。然（金）賁亨當明中葉，正心學盛行之時，故其說調(diào)停于朱、陸之間。謂朱子后來頗悔向來太涉支離，又謂朱子與象山先異后同云云，皆姚江《晚年定論》之說也。這里就很明顯地呈現(xiàn)出了金賁亨理學所具有的調(diào)和程朱陸王之學的學術特質(zhì)。再如黃綰，山東大學陳堅教授有一篇文章，題為《黃綰心學與天臺宗佛學》（見《天臺山文化當代價值理論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未刊稿），就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探索，天臺的宗教傳統(tǒng)，天臺宗的義理和道教的義理會不會影響臺州學者對于陽明學的接納呢？由此，作為一個獨特區(qū)域概念的臺州陽明學，自有其存在的意義，而宏敏兄的提法，有開研究風氣之先的意義。

其次，交游與文獻這兩個點是本書側重的重點，也是本書所花精力的重點所在，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說，這也是非常扎實的一種工作。因為經(jīng)由這兩個方面的梳理，我們可以對陽明學在臺州的具體發(fā)展有一個非常直觀的理解。雖然，由于時間和精力的關系。從本書對于這兩個主題的處理效果來說，前者要優(yōu)于后者。即作者對于陽明臺州籍弟子之間的交游關系作了全面的考察，呈現(xiàn)出一種非常充分的、豐富的互動活動，這是陽明學在臺州傳播的鮮活例子。而在文獻的部分，作者對于著述本身都作了比較深入的梳理，也基本上可以看得出臺州籍陽明弟子（及再傳弟子）的著作情況。但是，作品乃是思想的載體，也就是說，臺州陽明學的獨特意義恰恰是呈現(xiàn)在作品的具體描述之中，本書對于作品的思想內(nèi)涵討論方面，則稍顯不足。但是，從總體上來說，瑕不掩瑜，本書已經(jīng)從交游和文獻的角度，較為豐富地呈現(xiàn)出了臺州陽明學所具有的積極意義。尤其是對于目前學界尚未集中關注的臺州陽明學來說，有一定的指示性。

后，對臺州陽明學的總體特質(zhì)以及它在陽明后學中所具有的理論特質(zhì)的概括，極具學術價值。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話題，而且從這個提法來看，宏敏兄對此也是頗費思量的。陽明后學的七大流派，自《明儒學案》以來就成為定型，而近年以來，黔中陽明學研究興盛，故而又有八派之說。其實不管派別的具體數(shù)目如何，都表達出來陽明后學興盛的基本事實。而臺州陽明學的提出，應該也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話題，也是一個極具學術潛力的領域。宏敏兄從學術譜系、學術地位以及學術特質(zhì)的角度來對臺州陽明學進行了高度的概括，尤其是突出了臺州陽明學實學的品格和實踐的屬性，這個概括也是非常到位的。

宏敏兄是專注于陽明學研究而頗有建樹的優(yōu)秀青年學者，尤其是對于臺州陽明學的研究用力精深，編校整理有《黃綰集》《葉良佩集》《王宗沐集》等文獻，撰著有《黃綰生平學術編年》《黃綰年譜簡編》《黃綰道學思想研究》等專著，發(fā)表有《陽明學與天臺山：兼論臺州陽明學學術命題之成立》《王宗沐文獻著作考論》等一系列論文。如今，其宏著《臺州陽明學研究》出版在即，因我是天臺人，對陽明學也略有所知，故囑我為序。這對于我來說，是非常忐忑以及充滿挑戰(zhàn)的！以上一些粗淺的想法，是我對宏敏兄著作閱讀的感想。不到之處，尚祈見諒！

何善蒙

2020年6月29日于浙江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