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這本《金石有聲》收錄了我2014年以后在書刊、網(wǎng)絡(luò)上發(fā)表的大致可以歸入今所謂輕學術(shù)范疇的文字（也許對輕學術(shù)的劃分尺度各人不同）。這幾年我在專業(yè)學術(shù)刊物上公表的特別專門、讀者太少的學術(shù)文章，都沒有收在本書中。

儒道古書里常常說金石有聲，人不去敲擊就不會響。這是講內(nèi)外相互感應的道理。面對古人留下施有文字的金石資料，吾輩亦宜以一種傾聽的心態(tài)去嘗試小心叩問，讓它們代替古人發(fā)出聲音，知音者方能尋繹千載之外的古人用心。這是小書書名借用此語的主要意思。小書的內(nèi)容，大致是近年閱讀金、石、簡、帛文字和古書的一些粗淺心得，還有若干訪談及評論文字。諸篇撰成頗歷年所，文字風格這次未加齊一，只在編輯過程中對個別文章做過一些不涉及實質(zhì)性內(nèi)容的潤色刪削，不一一注明了。

以正經(jīng)學術(shù)面目出現(xiàn)的論文相對容易寫，面向讀者較多的一般性學術(shù)文字或述評，則比較難為。大約從2009年開始，我在陸灝、李天揚、黃曉峰、盛韻、鄭詩亮、石偉杰、任思蘊、李純一、單穎文等海上各報社媒體師友的不斷督促和鼓勵下，努力利用日常讀書教研余暇寫一些可供媒體讀者閱讀的文章、書評文評和訪談（其中2014年之前發(fā)表的相關(guān)文字，已收入拙著《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續(xù)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初版，2019年修訂版）。也許從京派學術(shù)的角度看，這某種意義上是海派的做法，是所不屑為者。然而陸灝先生對我講過一句話，我記得很牢，他說做學術(shù)研究的人文字大都太緊了，也應把手筆練得松一點。我知道，曾受到陸先生類似感召鼓舞并步趨為之的海上青年學人，自己并非一個。陸先生在讀書之余寫下的文字，簡凈有味，乃夙所歆慕，他的這些溫言厚語，便是我至今在堂皇或端著的學術(shù)文章之外，仍堅持寫一些其他輕學術(shù)文字的緣由。

我也總是奢想著，什么時候能寫出既不失學術(shù)深度和嚴謹，又讓一般讀者能看懂的、有趣味一些的文章來就好了�？蛇@本小書大概終證明，復經(jīng)六七年持續(xù)練筆，雖竟又累積十余萬字，卻并沒有讓我的手變得多活泛，除了個人稟賦不夠，或許還有學術(shù)研究客觀上對人形成的強勢異化，自己的主觀努力難與之抗衡。但話又說回來，對自己而言，小書的文字多是介于軟硬之間的嘗試。吳人講究做事情的軟硬勁（其他地域似乎尠見此類說法），寫這些文章尤讓我略略體會這種智慧在調(diào)劑學術(shù)生涯中的奧妙，亦別具意義。因此，特別感謝《文匯報筆會》《文匯學人》《上海書評》《新民晚報評論隨筆》等時時垂青我這塊頑石并多加叩擊，讓一個淹沒于古書古字堆里的人能暫時拔出頭來，發(fā)出一些也許不合時宜、不悅于人的聲音。眼下，紙媒面臨畢竟東流去的命運，《上海書評》紙刊已不復在焉，《文匯學人》也改版融合，常令這十幾年由它們陪伴著步入中年的我不勝感懷，這本小書也可算留下廉棱未磨時光的一個紀念。

利用自序，我想交代跟這本小書的文章有關(guān)的幾個問題，記下幾位師友給我的真誠友善的幫助，以志感謝之情。

討論顏真卿《西亭記》用典問題的《夜魚春躍與間緝之心》一文發(fā)表之后，友生許志恒君來微信向我指出，武周時的樊廉墓志敘述廉曾祖禮在隋朝任梓州飛烏縣令、上柱國，鳴琴化俗，制錦調(diào)風，躍魚之績克彰，馴翟之功允著（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志匯編續(xù)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頁），很值得注意。鳴琴也是《呂氏春秋》所記宓子賤治單父典（《察賢》），制錦典出《左傳》尹向為邑時子產(chǎn)之言（襄公三十一年），馴翟之典文中則已解釋過。躍魚之績非用武王渡河白魚躍舟的典，而與《荀子》《淮南子》《列子》中的瓠巴鼓瑟流魚出聽（鳥舞魚躍）典有關(guān)，躍魚又與鳴琴相照，形容德教之下百姓受到感化。那么這里的躍魚之績會不會跟《西亭記》夜魚春躍有關(guān)呢？從語法、用典的角度看，夜魚春躍是講不通的，查檢文獻也找不到春躍的說法，躍（躍）應該仍然是翟的錯字，夜魚和春翟是二事，而非主謂關(guān)系。不過志恒提示的這條材料，讓我想到兩點需要補充的：是翟誤作躍（躍），并不是簡單字形上的錯誤，也不完全是手民無識之訛，而很可能是受古書躍魚之典影響、沾染的結(jié)果。唐人詩歌當中，常常用上述魚出聽曲之典形容音樂藝術(shù)的感染力（范之麟、吳庚舜主編《全唐詩典故詞典》，湖北辭書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5頁），聲音與教化古代往往相通，這個典故用在形容德政的感召力方面，也是合適的。魯公文章在傳抄、刊刻過程中，因為這個極常用的典故深入人心，文章被自覺不自覺改造成了似是而非的夜魚春躍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第二是從墓志文句來看，當時描寫縣令一類基層官員的德政，言子、宓子賤、魯恭、尹向等人的這些典故，被往復組合套用，是當時這類文章所普遍愛好的。我記得在2019年底的顏碑會上，白謙慎先生結(jié)合自己寫作《與古為徒和娟娟發(fā)屋》的研究經(jīng)驗，對小文中關(guān)于某些作家先后互相影響的表述提出了一些懷疑，現(xiàn)在看，這種質(zhì)疑很有必要。我們今天能看到的作家留存的文章只是相當小的一部分，像墓志這種并非精英化寫作的文本中間所反映的情況，也許更接近于當時一般識字人的知識儲備系統(tǒng)，在這樣龐大復雜的知識網(wǎng)絡(luò)中，每一位作家用典及寫作，只是其中的一個很孤立的結(jié)點而已，沒有必要把直接的、因果式的關(guān)聯(lián)強加到這種網(wǎng)絡(luò)中的某幾個作家之間，否則有將問題簡單化之可能。先秦秦漢文獻存世者比例或許更低，文本間的類似問題也就更值得警惕。

次記與《夷堅志》之文有關(guān)的一次巧遇。2019年5月，我趁首師大開會間隙，去北大文研院拜訪師友，從東門進校往圖書館方向走去時，忽然聽到邊上文史樓方向有位年輕學生叫我。他簡單自介，說是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yè)即將讀博的碩士高樹偉，隨后即開門見山告訴我此前剛剛看過我討論《夷堅志》前三個故事的小文，說他也很關(guān)心靜嘉堂所藏宋元本的問題，并且手頭有靜嘉堂文庫藏宋刻元修《夷堅志》的圖版，我文中討論的三事皆孫九鼎言確實是三事而非二事，不過他說仔細看過黑白圖版，懷疑三字似是在二字之上朱筆添加了一橫所成的。晚上樹偉便給我發(fā)來了那一頁的局部截圖。果如樹偉兄所言，三是二所添改的結(jié)果，那么這段注文所指的二事就是《李員外女》與《盧忻悟前生》兩條，而不包括《孫九鼎》條，后人配補缺葉之后不明此所指，或遂改為三，后來版本中或作二或作三的緣故即在于此。小文中的相關(guān)解釋可能需要修正。希望今后能看到靜嘉堂本《夷堅志》的彩色照片，對這個問題下一個比較明確的結(jié)論。前年的這次奇妙邂逅可說是一段因《文匯學人》而起的文字因緣，令人難忘，特予記之。

2018年11月，我在北大文研院訪學期間，去社科院歷史所聽邢義田先生關(guān)于古代基層社會讀寫能力的演講，邢先生的演講中提到了我與他商討過的懸泉帛書《元致子方書》是否代筆的問題。那天馬怡先生也在場，討論時她簡單講了她的理解。第二天馬怡先生又發(fā)來微信賜告她的具體意見，她的看法是：1.同意我的斷句；2.元所謂自書，應指從帛書起始第7行元伏地再拜再拜為止的文字，元特地補寫了這一句，使該信完整，且與其后的文字（呂子都……至幸留意，此是記述它人委托的部分）作了分割；3.信中工整的八分書有可能是代筆。自書二字與是否代筆無關(guān)。該帛書很可能有代筆，但似乎不必特地指明（依常理看。況且帛書用代筆的幾率本就較高）。自書所愿以市事的意思，大致是主文（我本人的信）中所（說）想買的東西。馬先生的看法是基于她對秦漢書信格式的認識而提出的，也就是說自書可能只是標識書信主體部分（尤其是發(fā)信者本人相關(guān)內(nèi)容）的意思，與信件是親書還是代筆并無直接關(guān)聯(lián)。馬先生講法的好處在于把自書和它人請托分開，能比較妥帖地把后一行文字的內(nèi)容跟書信兩段正文對應起來，這對《元致子方書》的理解很重要。不過自書到底是我本人的信還是自己寫下的意思，似尚難完全論定；另外，我對全信為一人所寫，并無二人手筆這一點仍然堅持。因此，這封信到底是否元本人所書寫，也許還是一個可以繼續(xù)討論的問題。

關(guān)于《元致子方書》，還有一事需要提及。信中郭營尉所寄錢二百買鞭者，愿得其善鳴者一句，我在文中未加細思翻譯作郭姓武官（營尉）寄二百錢托子方購買鞭子，希望子方留意買鞭子聲響較大的，實屬望文生義。西北大學文化遺產(chǎn)學院本科生賈雨潼著文指出，此所謂鞭應是吹鞭，即《說文》的箛，一種竹制的管狀樂器，郭營尉用吹鞭正是起到《急就篇》所謂箛篍起居課后先的功用（《大眾考古》2019年第4期，第4445頁），其說甚是。有一次在某學術(shù)交流群里說起此事，唐雯師姐提醒我，我們上海話里就是把哨子稱作叫鞭的呀！真沒想到千歲萬里之外，漢語竟有如此奇妙的聯(lián)系。

2018年9月，山東大學文學院王輝兄在讀了《春秋晉國兩子犯》之后給我發(fā)來微信，他提醒我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二十一引盧學士（文弨）說已指出《史記晉世家》子犯或是臼季字（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990頁）。盧氏卓識可佩，我讀書太少又不勤于查檢，以至失引，實在汗顏。

《關(guān)于穗、秀問題的一封信》，所討論的是戰(zhàn)國文字中的一個疑難形體，此形或以它為偏旁的字后來在清華簡、安大簡中也曾出現(xiàn)，問題仍未得到合理而徹底的解決，今后也許會對此另作討論。把這封曾在網(wǎng)絡(luò)自媒體上登載的函札收入小書，其實主要是想說明古文字研究在字形辭例之間的平衡抉擇，常常是極為躊躇的。文義好、字形貼，是的情況，可是我們面臨的經(jīng)常不是這樣理想的現(xiàn)實，而是類似蹺蹺板一樣的境遇。

《從出土實物看中國古代簡帛書籍文化》是2018年底受劉明先生邀請在國家圖書館所作演講的記錄整理稿，因為是針對大眾的普及性演講，表述征引及實例容有不謹不盡之處，敬請識者諒解。關(guān)于漢晉時代由紙（絲質(zhì)紙）到帋（植物纖維紙）使用變化及在文字記錄上的變化，以及作為原始紙的赫蹏可能仍然是絲質(zhì)紙而非植物纖維紙，近學者又有比較新的討論（符奎《長沙東漢簡牘所見紙帋的記載及相關(guān)問題》，《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2期），讀者亦可留意參考。

討論元封年號銅器的三篇文章寫出后，促使我對西漢年號啟用的過程全面重新考慮，2018年下半年在北大文研院訪問期間，對此問題用力多，相關(guān)思考曾應陳正宏先生邀請在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主辦的司馬遷講座（2019年4月10日）上講過，又曾在北京大學人文學部、北京大學哲學系主辦的古典世界中的文本、思想與自我北京大學第三屆國際古典學會議（2019年11月2225日）上報告，定稿《更始與一尊西漢前期改元及年號使用起始問題的檢討》近在《中國中古史研究》第八卷通過審查，近期有望刊出，有興趣的讀者亦可留意。

這本書的選題策劃，要特別感謝張鈺翰師弟和老同學倪文君，他們愿意將小文結(jié)集列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論衡叢書出版，實在是對我莫大的鼓勵。責編高笑紅女史，以她高效、準確的工作，確保了小書的編輯速度和質(zhì)量，深所銘感。學棣陳文波君惠予題簽，為小書增色，于此一并致謝。

郭永秉謹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