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鶴等《中國行政區(qū)劃通史·秦漢卷》下篇《西漢郡國沿革考證》的第一章即“司隸部地區(qū)郡縣沿革”。分列4節(jié)：第一節(jié)，京兆尹（渭南郡）、左馮翊（河上郡）、右扶風（中地郡）、弘農郡沿革；第二節(jié)，河內郡沿革；第三節(jié)，河東郡沿革；第四節(jié)，河南郡沿革。①包括了“三輔”“三河”地方�！叭�輔”為行政中樞所在，地位十分重要。政體形式的全面設計，國家管理的高端操作，經濟控制的頂級決策，文化導向的終極規(guī)劃，均在這里發(fā)生。而“三河”則是中原文明基底最深厚的地方。許多學者以為與“夏”相當?shù)奈幕�遺存，在這里最為集中。兩周先后在豐鎬地方和河洛地方分別用心經營。西漢定都，曾經有不同建議，而劉邦因婁敬和張良的建議，將行政中心確定于長安。但是，正如《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所說，“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shù)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②王莽曾經有“東都”規(guī)劃。③東漢政治中心則正式向東轉移。所謂“西都賓”與“東都主人”關于“漢京”的討論，體現(xiàn)了當時有關政治重心設置的不同意見。④后來又曾經出現(xiàn)董卓強迫皇室西遷的事件。⑤河洛地區(qū)的經濟地位和文化地位，長期與長安地方并列，于是東漢文學名著中，有班固《西都賦》《東都賦》、張衡《西京賦》《東京賦》世代傳頌。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將“東周時代列國”劃分為“七個文化圈”即“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齊魯文化圈”“楚文化圈”“吳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的認識，可以看作區(qū)域文化研究的偉大學術發(fā)明。其中“中原文化圈”位列第一。李學勤曾經簡要說明了“中原文化圈”的歷史地位：“以周為中心，北到晉國南部，南到鄭國、衛(wèi)國，也就是戰(zhàn)國時周和三晉（不包括趙國北部）一帶，地處黃河中游，可稱為中原文化圈。夏、商和西周，中原文化對周圍地區(qū)有很大影響，①到東周業(yè)已減弱，但仍不失為重要�！雹诙�所謂“以周為中心，北到晉國南部，南到鄭國、衛(wèi)國，也就是戰(zhàn)國時周和三晉（不包括趙國北部）一帶，地處黃河中游”的地方，正是“秦漢三河”所在。
　　秦漢之際，“三河”區(qū)域名號出現(xiàn)于正史�！妒酚洝肪戆恕陡咦姹炯o》：漢王二年（前205）三月，“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為義帝發(fā)喪”，“發(fā)使者告諸侯日：‘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于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fā)喪，諸侯皆縞素。悉發(fā)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愿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薄�此言“收三河士”使用“三河”地理概念，出自很高等級的政治宣言，應為當時社會普遍認同。裴駟《集解》：“韋昭日：‘河南、河東、河內�！�”③《史記》卷七《項羽本紀》：“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所謂“五諸侯兵”，理解并不一致。司馬貞《索隱》與“三河士”聯(lián)系起來予以說明：“收謂劫略收斂也。韋昭云河南、河東、河內。申陽都雒陽，韓王成都陽翟，皆河南也。魏豹都平陽，河東也。司馬印都朝歌，張耳都襄國，河內也。此三河士則五諸侯兵也�！雹堋妒酚洝肪硪凰摹妒�二諸侯年表》說“晉阻三河”，⑤指出在秦人東進的軍事擴張歷程中“三河”表現(xiàn)出的戰(zhàn)略地位。在秦統(tǒng)一進程中，對于所謂“三晉距秦”，⑥與“秦并吞三晉”⑦的戰(zhàn)爭史記憶，都可以說明這一情形�！稘h書》卷九《元帝紀》可見“益三河大郡太守秩”的政策，⑧“三河大郡”之說，也顯現(xiàn)了在漢代行政史中“三河”的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