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故事》的作者李長之對于現在的讀者或許已經陌生了，但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那卻是一個耳熟能詳的名字。

李長之，1910年出生于山東省利津縣，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犊鬃拥墓适隆烦霭嬗�1956年，是年李長之四十六歲，卻已經發(fā)表了六百多篇文章，出版了二十多種專著。他是詩人，出版有《夜宴》和《星的頌歌》；他是翻譯家，翻譯了康德的《判斷力批判》，出版有瑪爾霍茲的《文藝史學和文藝科學》以及歌德的《童話》；他尤其在批評界和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享有盛名，出版有《批評精神》《苦霧集》《夢雨集》。他的《魯迅批判》，寫于尚在清華大學讀書的時候，那是經過魯迅過目的研究魯迅的第一部專著；他的《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都是蜚聲中外的古典文學研究名著，日本有其譯本；他的《中國文學史略稿》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熱門教材。他勤奮，也有才氣，曾經創(chuàng)下一天寫一萬五千字的論文外加兩篇雜文的創(chuàng)作紀錄，使得朱自清先生贊嘆不已。

李長之寫作《孔子的故事》是經過了長期的醞釀的。

他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他的父親是一個飽學的秀才，懂英文和法文，又寫得一手好古文。李長之在中小學讀書的時候正趕上張宗昌在山東的統(tǒng)治，他的復古讀經政策給李長之打下了良好的儒家經典和古文閱讀的功底。

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李長之撰寫《偉大的思想家》一書時他就有寫關于孔子的專著的打算，不過當時趕上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兵荒馬亂，他只寫了《偉大思想家的孟軻》，而且即使是此書也沒有寫完。此后，李長之對于孔子的研究一直沒有中斷。他是從中國文化的歷史和現狀去觀照孔子的。他不同意五四運動簡單的“打倒孔家店”的口號，認為五四運動“不但對于中國自己的古典文化沒有了解，對于西洋的古典文化也沒有認識。因為中國的古典時代是周秦，那文化的結晶是孔子，試問五四時代對于孔子的真精神有認識嗎？反之，那時所喊得最起勁的，卻是打倒孔家店”（《五四運動之文化的意義及其評價》，見1942年5月4日《大公報》）。1939年他寫《積極的儒家精神》，發(fā)表于《新民族周刊》3卷18期，后收錄于《迎中國的文藝復興》；1941年他寫的《孔子與屈原》一文得到了學術界的一致好評，經宗白華的推薦，他得以擔任中央大學的兼任講師，講授《論語》和《孟子》；1942年他寫《孟子所傳之孔子》《從孔子到孟軻》，后者發(fā)表于《理想與文化》第2期；1944年他寫《司馬遷和孔子》，發(fā)表于《讀書通訊》第91卷。1948年他和馮友蘭、朱光潛等人聯(lián)名發(fā)起紀念孔子誕辰兩千五百周年紀念活動，在《大公報》上發(fā)表《孔子可談而不可談》，高度評價了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同時聯(lián)系當時的形勢，痛斥了貪官污吏借祭孔尊孔往自己臉上貼金的丑惡嘴臉。

195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邀約李長之撰寫有關孔子的通俗讀物，李長之非常高興，這是他多年的心愿，也是他長期研究孔子的一個雖只是部分開花結果的機會。

李長之選取了一個非常巧妙的視角寫孔子——孔子的故事——“我們講孔子的故事，主要是想使大家看一看孔子在當時是怎樣生活的，以及當時的人（各式各樣的人）是怎樣看待孔子的”（見《孔子的故事》后記）。

無疑的，孔子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叭绻�說中國有一種根本的立國精神，能夠歷久不變，能夠浸潤于全民族的生命之中，又能夠表現中華民族之獨特的倫理價值的話，這無疑是中國的儒家思想。”“講儒家，就要先講孔子——孔子是奠定中國儒家的思想的人，也是把中華民族所有的優(yōu)長結晶為一個光芒四射的星體而照耀千秋的人”（《中國文化傳統(tǒng)之認識上：儒家之根本精神》，見《迎中國的文藝復興》，商務印書館，1944年）。但是，自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以來，孔子又是現當代中國文化界爭議最大的人物。李長之選取講“孔子在當時是怎樣生活的，以及當時的人（各式各樣的人）是怎樣看待孔子的”，在很大程度上避開了爭議，避開了挑戰(zhàn)的尖銳，從而以比較客觀地講述歷史的方式，以當時廣大讀者最容易接受的敘述方式介紹這位偉大的人物。

作為批評家，李長之最善于進行傳記式的批評，他善于將作家的“人格和風格互相輝映闡發(fā)，感同身受地進入作家的文學世界中吟詠，把創(chuàng)作看作是作家生命的流露，從而深入把握作家的獨特的生命，把生動的人格形象寫下來”（溫儒敏《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第十一章《其他幾位特色批評家》“李長之的傳記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而講述孔子的故事這種敘述方式，使得李長之最大限度地發(fā)揮其優(yōu)勢，繪聲繪色地將孔子的精神面貌和生平事跡展現在我們的面前。

但是寫孔子的故事有相當的難度，其難度不僅在于評價的分寸上，也在于傳主史料的零碎和不足上。雖然《論語》《禮記》等先秦典籍對孔子的言行有較詳盡的記錄，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勾畫了粗略的輪廓，但按照現代人對人物傳記的整理要求，其資料的爬梳辨析難度是相當大的。比如，《論語》雖然記載了孔子的言行，但基本是語錄體且無編年，哪段話是孔子什么時候說的，哪段話是孔子所說而非其弟子所言，后人有時很難判斷。再比如，《禮記》《孝經》等書，在研究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方面用處很大，但傳記史料則付闕如。司馬遷的《孔子世家》為我們描繪出其生平梗概，卻重在精神思想方面，人物則寫得神龍見首不見尾，迷離徜徉。因此，表面上看，文獻典籍中孔子的言行記錄不少，但真正在寫傳記時貫穿起來難度卻很大。在現代為孔子作傳，李長之的《孔子的故事》即使不能說是白手起家，其篳路藍縷之艱難也可想而知。由于李長之對孔子研究得很深，他在這方面的努力應該說做得是相當嚴謹的。

《孔子的故事》是一部通俗的讀物，李長之卻沒有因此減弱他斟酌史料的嚴肅性，相反，他對于相關的史料在取舍揀擇上都做到有根有據，一絲不茍�！犊鬃拥墓适隆穾缀趺恳豁摱加邢嚓P的腳注。全書不過七萬余字，而腳注多達二百三十九條，引書幾十種之多，可稱言必有據。這些腳注看似不起眼，卻凝結著作者歷史的眼光和不茍的精神。作者所引的文獻幾乎囊括了目前我們所見的有關孔子事跡言行的所有史料，同時也包括了五十年代孔子研究的最新成果。有些史料的運用反映了李長之史眼的獨具，比如第七節(jié)“孔子在齊國政治活動的失敗”，講到晏嬰和孔子的對立時的腳注說：“見《墨子·非儒》篇，《晏子春秋》外篇第八。晏子雖然和墨翟出身不同，但他節(jié)用的主張，卻是墨翟贊成的，所以就思想淵源上說，晏嬰思想可認為墨家部分思想的先驅。后來儒、墨兩派的對立，可以在晏嬰和孔子的主張不同上反映出他們最早的分歧來。”第十四節(jié)“孔子終于出走”敘述孔子“曾薦舉一個趕車的仆人為大夫”，其注曰：“參考《史記·齊太公世家》《管晏列傳》。《史記》所說越石父‘在縲紲中’一語，據日本瀧川資言考證，是采自《呂氏春秋》，原文‘累之’是因負累作仆，司馬遷卻誤解為‘縲紲’了。”李長之所使用的史料不僅有文獻，還有出土資料和實地的考察印象，他寫第五節(jié)“孔子和老子的會見”，腳注就說“參考漢武梁祠畫像，并依照宋洪適《隸續(xù)》對此圖的解釋”。第二十七節(jié)“整理詩歌和音樂”敘述孔子向師襄子講說欣賞相傳是周文王所作音樂的感受，腳注就說：“見《論語·八佾》篇，第二十三章。鄭注：‘始作謂金奏時，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之貌�！�我覺得這樣和‘翕如’的意思不太符合，此間以我從前聽自祭孔時的音樂印象，意譯如此�！边@些簡明的腳注讓我們深深感受到李長之在寫作《孔子的故事》一書時爬梳史料之細致、勤奮、謹嚴。

不能說李長之的《孔子的故事》在史料的運用上已完美無瑕，但李長之畢竟通過他的《孔子的故事》把孔子一生基本的輪廓給我們相當翔實生動地勾畫出來了。

李長之在文學批評上主張感情的批評主義，他說：“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評一種文藝時，沒有感情，是絕不能夠充實、詳盡、捉住要害。我明目張膽地主張感情的批評主義�！保ā段覍τ谖乃嚺�評的要求和主張》，見《批評精神》，南方印書館，1942年）這使他對于所評論敘述的人物往往充滿感情色彩。他是詩人，又是寫散文的高手，他的筆鋒也帶有濃厚的抒情意味。《孔子的故事》中的孔子并不因為李長之在文獻上的言必有據而顯得古板無生氣，恰恰相反，在他的筆下，兩千五百余年前孔子栩栩如生的面影經常活躍在字里行間。《孔子的故事》往往引用《詩經》和《論語》上的話，李長之把它們譯成流暢生動的現代漢語，不僅準確地轉譯了原意，而且將口吻神態(tài)也惟妙惟肖地傳遞了出來。尤其是他的筆鋒帶情感，傳遞孔子的原話使人不覺，用得巧妙。他寫孔子從事教育時的循循善誘，筆調從容和緩，有著人情的溫暖和雍容博雅的風度；寫孔子外交上的斗爭，其勇毅果決的精神見于筆下，痛快淋漓，慷慨激昂；而寫孔子的死，則舒緩安詳，不啻一篇肅穆低回的挽歌：

一天清早，子貢來看孔子，孔子已經起身，正背著手，手里拿著拐杖，在門口站著，像是等待什么的樣子�？鬃右灰娮迂晛砹�，就說道：“賜呵，你為什么來得這么晚呢？”于是子貢聽見孔子唱了這樣的歌：

泰山要倒了，

梁柱要斷了，

哲人要像草木那樣

枯了爛了！

這是孔子最后的歌聲，“哲人”是孔子最后對自己的形容�？鬃映�著唱著就流下淚來。子貢感到孔子已經病重了。

子貢趕快扶他進去。這時又聽見孔子說：“夏代人的棺材是停在東階上的，周代人的棺材是停在西階上的，殷代人的棺材是停在兩個柱子中間的，我昨夜得了一夢，是坐在兩柱間，受人祭奠呢。我祖上是殷人呵，我大概活不久了�！�

孔子從這天起病倒在床上，再也沒起來。經過七天，孔子在弟子們的悲痛中離開了他們。

《孔子的故事》總體的行文風格紆徐疏朗，有一種敘事詩的味道。李長之在其《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一書中評論司馬遷寫《孔子世家》時說，“司馬遷的精神，仿佛結晶在孔子的字里行間了，仿佛可以隨意攜取孔子的用語以為武器而十分當行了”，“其中有著純摯的依戀，仰慕的情感在著”，這也似乎可以放在李長之所寫的《孔子的故事》上。

《孔子的故事》在敘述方式上雖然避開了令人煩擾的爭議，盡量客觀地講述孔子的生活，但作為批評家，李長之在敘述之余也不忘隨之發(fā)表三言兩語的短論，其中不乏深中肯綮的精辟之言。他在敘過孔子對于舜的《韶》樂和武王的《武》樂的批評之后，便說：“孔子是反對戰(zhàn)爭而贊美和平的。這說明孔子對藝術的批評是技巧與內容兼顧的�！痹谥v過孔子對于《關雎》的評論之后，便說：“這是季札的見解的發(fā)揮，同時也就代表孔子自己對藝術的要求：適度而不是過分，健康而不是病態(tài)�！庇绕湓诤笥浿�，李長之集中而旗幟鮮明地表述了他對于孔子的看法。他說：“孔子是先秦諸子中最早的一個。他的進步面之一，就是反映奴隸制社會崩潰期的‘人’的解放，這個偉大現實在他的思想體系上，就是‘仁’的學說，就是把教育從貴族所專有（官學），在一定程度上開放給一般人（私學）�？鬃舆M步面之二，就是他在這段過渡期——同時也是封建社會的形成期——中，為大一統(tǒng)的封建王朝提供了一些雖然粗略的但是規(guī)模宏大的政治建設的藍圖，他研究了以往的政治經驗，做出了一定程度的總結，又加上一些適合社會發(fā)展情況的創(chuàng)造，給后代封建社會的統(tǒng)治規(guī)模打下了一些基礎。把他稱為封建社會的‘圣人’，不是偶然的�！薄八�有進步面，有落后面，有軟弱處，而進步面是主要的，這就是我對于孔子的估價。概括地談孔子，就是如此�！薄叭绻�仔細考究下去，孔子的進步面、落后面、軟弱處，我認為也還是錯綜的，好的不完全是好，壞的也不完全是壞�！崩铋L之的看法，在我們今天看來，也許不足為奇，但在當時卻相當深刻，相當有針對性，其表述也是需要勇氣的。

《孔子的故事》的后記，使得這本小冊子雖然敘述的是孔子的生活故事，卻又有著強烈的學術色彩，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的故事》正文、腳注、后記，是一個整體，在閱讀時不可偏廢。

李長之不僅對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評價極高，而且欣賞孔子的人格精神。他說：“孔子的思想有徹底的、激烈的一方面，這可以以《論語》為證�！�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為政二十四）!‘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八）!‘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求仁’（衛(wèi)靈公九）。我不知道什么話比這更徹底，更激烈，更‘力有萬鈞’了！那老子、莊子比起來，簡直是蚊子哼哼�！薄翱鬃映Ｖv‘仁’，但仁不是空洞洞的假慈悲，‘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微子一），孔子才說‘殷有三仁焉’，這其中有一種忠毅堅貞的積極精神在！”（《中國文化傳統(tǒng)之認識上：儒家之根本精神》，見《迎中國的文藝復興》，商務印書館，1944年）李長之的人格和精神自然也受到了孔子的浸潤濡染。反映在文學批評上是他一再強調批評精神和批評家的人格，“偉大的批評家，眼光是銳利的，同時，感情是熱烈的。因為銳利，他見到大處，他探到根本，因為熱烈，他最不能忘懷的，乃是人類。他可以不顧一切，為的真理，為的工作，為的使命，這是藝術家的人格，同時也是批評家的人格”（《論偉大的批評家和文學批評史》，見《批評精神》，南方印書館，1942年）。反映在其人格精神上則是他一貫的堅持疾愚妄和剛直不阿。李長之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的歲月里又被打成牛鬼蛇神，但他沒有消沉屈服，依然保持著健旺的活力和獨立的觀點。“文革”初期，北京師范大學的紅衛(wèi)兵到曲阜掃“四舊”，砸孔廟。李長之痛心疾首，他說：“孔廟是國務院立下石碑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就這樣被‘造反’，簡直是胡鬧！”“對一個在歷史上影響這么大的人物簡單地進行否定，一棒子打死，是不負責任而又無能的表現�！薄芭�林批孔”時，他公開地講：“儒家和法家思想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屬于歷史的范疇，它不能‘萬歲’，實際上漢朝的董仲舒已經不再是原來意義的儒家了，時代變了，卻還要硬去找儒法斗爭，不是刻舟求劍嘛！”

李長之是1978年12月去世的，他趕上了粉碎“四人幫”的喜事，看到了改革開放的曙光，卻在迎接祖國進一步昌盛的時候不幸赍志以歿。

《孔子的故事》只是薄薄的小冊子，在李長之的著作中并不是赫赫有名的代表作，從1956年出版到現在也已經過去了四十五個年頭，但歷史是公正的，隋珠雖小，塵埃難掩，讀者并沒有忘記它。1979年日本守屋洋翻譯了它，以《孔子的思想與生涯》為書名，由德間書店出版。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在編輯《祖國叢書》時特意收錄了它。更有意味的是，1983年某出版社出版了署名石穿的《孔子的故事》，不僅書名雷同，而且毫不掩飾地大段大段地抄襲李長之的《孔子的故事》以成書。這雖然是一樁文林丑事，卻也從另一個方面顯出李長之的《孔子的故事》難以磨滅的價值。

《孔子的故事》雖然只是薄薄的小冊子，但在李長之的心目中，它是占有特殊位置的。李長之在書后的跋中寫道：“1954年8月1日至8月21日寫畢，8月30日修改一過。1955年9月16日至9月28日，重改謄抄一過。1956年1月27日，改定。同年5月22日，再改定�！边@樣不厭其煩地反復推敲修改，在才氣橫溢、下筆千言的李長之的創(chuàng)作經歷中是十分罕見的。這一方面反映了《孔子的故事》撰寫的難度，反映了李長之的嚴謹和不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孔子的故事》在李長之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他希望筆下的孔子的形象完美無缺，以無負于歷史！1962年，頭戴“右派”帽子，被剝奪了教書和創(chuàng)作權利的李長之又提起筆來修改《孔子的故事》，當時的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應承改后再版，但終于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擱淺了。接下來的“文化大革命”使得李長之的修改稿連同修改意見一起灰飛煙滅�，F在，國家昌盛，萬象更新，《孔子的故事》有機會再版了，而斯人已去，給我們留下了無盡的遺憾。

記于2001年11月16日

于天池　李　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