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關(guān)于故宮收藏的文物,我已經(jīng)出版過《故宮的古物之美》三卷,其中第一卷寫器物,第二卷和第三卷寫繪畫,這是第四卷,內(nèi)容全部關(guān)涉故宮收藏的歷代法書,但本書的寫作歷程卻很漫長,我進入故宮博物院工作以后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收在本書中的《永和九年的那場醉》,至今已經(jīng)過去了近十年。十年中,我零零星星地寫,陸陸續(xù)續(xù)地發(fā)表(其間也寫了其他作品),最先是在《十月》雜志上,開了一個名叫《故宮的風花雪月》的專欄,后來又在《當代》開了一個專欄,雜志社給我起名,叫《故宮談藝錄》,自2017 年開始,一直寫到現(xiàn)在,今年是第五年,這是《當代》雜志,也是我自己開得最久的一個專欄。
這兩個專欄里的文章,有關(guān)于故宮藏古代繪畫的,也有關(guān)于法書的,但在《當代》上的專欄文章,關(guān)于歷代法書的居多。我對法書有著長久的迷戀,這或許是因為我自己便是一個寫字人(廣義上的),對文字,尤其是漢字之美有著高度的敏感。瑞典漢學家林西莉曾經(jīng)寫過一本書,叫《漢字王國》,是一本講甲骨文的書,我喜歡它的名字:“漢字王國”。古代中國,實際上就是一個由漢字連接起來的王國。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必定會想到統(tǒng)一漢字,因為當時各國的文字千差萬別,只有“書同文”,“國”才算是真正地統(tǒng)一。沒有文字的統(tǒng)一,秦朝的江山就不是真正的一統(tǒng)。我在《李斯的江山》里寫:“一個書寫者,無論在關(guān)中,還是在嶺南,也無論在江湖,還是在廟堂,自此都可以用一種相互認識的文字在書寫和交談。秦代小篆,成為所有交談者共同遵循的‘普通話’!薄拔幕亲顝娪辛Φ酿ず蟿,小篆,則讓帝國實現(xiàn)了無縫銜接”。
二
漢字是國族聚合的紐帶,還是世界上最具造型感的文字,而軟筆書寫,又使?jié)h字呈現(xiàn)出變幻無盡的線條之美。中國人寫字,不只是為了傳遞信息,也是一種美的表達。對中國人來說,文字不只有工具性,還有審美性。于是在“書寫”中,產(chǎn)生了“書法”。
“書法”,原本是指“書之法”,即書寫的方法——唐代書學家張懷瓘把它歸結(jié)為三個方面:“第一用筆,第二識勢,第三裹束!敝苋瓴壬鷮⑵浜喕癁椋河霉P、結(jié)構(gòu)、風格。它側(cè)重于寫字的過程,而非指結(jié)果(書法作品)!胺〞,則是指向書寫的結(jié)果,即那些由古代名家書寫的、可以作為楷模的范本,是對先賢墨跡的敬稱。
只有中國人,讓“書”上升為“法”。西方人據(jù)說也有書法,我在歐洲的博物館里,見到過印刷術(shù)傳入之前的書籍,全部是“手抄本”,書寫工整漂亮,加以若干裝飾,色彩艷麗,像“印刷”的一樣,可見“工整”是西方人對于美的理想之一,連他們的園林,也要把蓬勃多姿的草木修剪成標準的幾何形狀,仿佛想用藝術(shù)
來證明他們的科學理性。周汝昌先生講,“(西方人)‘最精美’的書法可以成為圖案畫”,但是與中國的書法比起來,實在是小兒科。這緣于“西洋筆尖是用硬物制造,沒有彈力(俗語或叫‘軟硬勁兒’),或有亦不多。中國筆尖是用獸毛制成,第一特點與要求是彈力強”。
與西方人以工整為美的“書法”比起來,中國法書更感性,也更自由。盡管秦始皇(通過李斯)締造了帝國的“標準字體”——小篆,但這一“標準”從來不曾限制書體演變的腳步!短┥娇淌肥切∽臉O致,卻不是中國法書的極致。中國法書沒有極致,因為在一個極致之后,緊跟著另一個極致。任何一個極致都是階段性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lǐng)風騷數(shù)百年,”使中國書法,從高潮涌向高潮,從勝利走向勝利,自由變化,好戲連臺。
工具方面的原因,正是在于中國人使用的是這一支有彈性的筆,這樣的筆讓文字有了彈性,點畫勾連、濃郁枯淡,變化無盡,在李斯的鐵畫銀鉤之后,又有了王羲之的秀美飄逸、張旭的飛舞流動、歐陽詢的法度莊嚴、蘇軾的“石壓蛤蟆”、黃庭堅的“樹梢掛蛇”、宋徽宗“瘦金體”薄刃般的鋒芒、徐渭猶如暗夜哭號般的幽咽頓挫……同樣一支筆,帶來的風格流變,幾乎是無限的,就像中國人的自然觀,可以萬類霜天競自由,亦如太極功夫,可以在閃展騰挪、無聲無息中,產(chǎn)生雷霆萬鈞的力度。
我想起金庸在小說《神雕俠侶》里,寫到俠客朱子柳練就一身“書法武功”,與蒙古王子霍都決戰(zhàn)時,兵器竟只有一支毛筆。決戰(zhàn)的關(guān)鍵回合,他亮出的就是《石門頌》的功夫,讓觀戰(zhàn)的黃蓉不覺驚嘆:“古人言道:‘瘦硬方通神’,這一路‘褒斜道石刻’當真是千古未有之奇觀!币詴ㄈ胛涔,這發(fā)明權(quán)想必不在朱
子柳,而應歸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造詣極深的金庸。
《石門頌》的書寫者王升,就是一個有“書法武功”的人。張祖翼說《石門頌》:“膽怯者不敢學,力弱者不能學也!蔽夷懬樱伊θ,但我不死心,每次讀《石門頌》拓本,都讓人血脈僨張,被它煽動著,立刻要研墨臨帖。但《石門頌》看上去簡單,實際上非常難寫。我的筆觸一落到紙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原
因很簡單:我身上的功夫不夠,一招一式,都學不到位!妒T頌》像一個圈套,不動聲色地誘惑我們,讓我們放松警惕,一旦進入它的領(lǐng)地,臨帖者立刻丟盔卸甲,潰不成軍。
三
對中國人來說,美,是對生活、生命的升華,但它們從來不曾脫離生活,而是與日常生活相連、與內(nèi)心情感相連。從來沒有一種凌駕于日常生活之上,孤懸于生命欲求之外的美。今天陳列在博物館里的名器,許多被奉為經(jīng)典的法書,原本都是在生活的內(nèi)部產(chǎn)生的,到后來,才被孤懸于殿堂之上。我們看秦碑漢簡、晉人殘紙,在上面書寫的人,許多連名字都沒有留下,但它們對美的追求卻絲毫沒有松懈。時光掩去了他們的臉,他們的毛筆,在暗中舞動,在近兩千年之后,成為被我們佇望的經(jīng)典。
故宮博物院收藏著大量的秦漢碑帖,在這些碑帖中,我獨愛《石門頌》。其他的碑石銘文,我亦喜歡,但它們大多出于公共目的書寫的,有點像今天的大眾媒體,記錄著王朝的功業(yè)(如《石門頌》)、事件(如《禮器碑》)、祭祀典禮(如《華山廟碑》)、經(jīng)文(如《熹平石經(jīng)》),因而它的書寫,必定是權(quán)威的、精英的、標準化的,也必定是渾圓的、飽滿的、均衡的,像《新聞聯(lián)播》的播音員,字正腔圓,簡潔鏗鏘。唯有《石門頌》是一個異數(shù),因為它在端莊的背后,摻雜著調(diào)皮和搞怪,比如“高祖受命”的“命”字,那一豎拉得很長,讓一個“命”字差不多占了三個字的高度!案咦媸苊边@么嚴肅的事,他居然寫得如此“隨意”。很多年后的宋代,蘇東坡寫《寒食帖》,把“但見烏銜紙”中“紙”(“帋”)字的一豎拉得很長很長,我想他說不定看到過《石門頌》的拓本;蛟S,是一紙《石門頌》拓片,慫恿了他的任性。
故宮博物院還收藏著大量的漢代簡牘,這些簡牘,就是一些書寫在竹簡、木簡上的信札、日志、報表、賬冊、契據(jù)、經(jīng)籍。與高大厚重的碑石銘文相比,它們更加親切。這些漢代簡牘(比如居延漢簡、敦煌漢簡),大多是由普通人寫的,一些身份微末的小吏,用筆墨記錄下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字,不會出現(xiàn)在顯赫的位置上,不會展覽在眾目睽睽之下,許多就是尋常的家書,它的讀者,只是遠方的某一個人,甚至有許多家書,根本就無法抵達家人的手里。因此那些文字,更沒有拘束,沒有表演性,更加隨意、瀟灑、燦爛,也更合乎“書法”的本意,即:“書法”作為藝術(shù),價值在于表達人的情感、精神(舞蹈、音樂、文學等藝術(shù)門類莫不如此),而不是一種真空式的“純藝術(shù)”。
在草木蔥蘢的古代,竹與木,幾乎是最容易得到的材料。因而在紙張發(fā)明以前,簡書也成為最流行的書寫方式。漢簡是寫在竹簡、木簡上的文字。“把竹子剖開,一片一片的竹子用刀刮去上面的青皮,在火上烤一烤,烤出汗汁,用毛筆直接在上面書寫。寫錯了,用刀削去上面薄薄一層,下面的竹簡還是可以用。(內(nèi)蒙古額濟納河沿岸古代居延關(guān)塞出土的漢簡,就有削去成刨花有墨跡的簡牘。)”烤竹子時,里面的水分滲出,好
像竹子在出汗,所以叫“汗青”。文天祥說“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源于這一工序,用竹簡(“汗青”)比喻史冊。竹子原本是青色,烤干后青色消失,這道工序被稱為“殺青”。
面對這些簡冊(所謂的“冊”,其實就是對一條一條的“簡”捆綁串連起來的樣子的象形描述),我?guī)缀蹩梢愿杏X到毛筆在上面點畫勾寫時的流暢與輕快,沒有碑書那樣肅括宏深、力敵萬鈞的氣勢,卻有著輕騎一般的靈動灑脫,讓我驟然想起唐代盧綸的那句“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當筆墨的流動受到竹木紋理的阻遏,而產(chǎn)生了一種滯澀感,更產(chǎn)生了一種粗樸的美感。
其實簡書也包含著一種“武功”——一種“輕功”,它不像飛檐那樣沉重,具有一種莊嚴而凌厲的美,但它舉重若輕,以輕敵重。它可以在荒野上疾行,也可以在飛檐上奔走。輕功在身,它是自由的行者,沒有什么能夠限制它的腳步。
四
那些站立在書法藝術(shù)巔峰上的人,正是在這一肥沃的書寫土壤里產(chǎn)生的,是這一浩大的、無名的書寫群體的代表人物。我們看得見的,是這些“名人”;看不見的,是他們背后那個龐大到無邊無際的書寫群體!懊恕眰兊臅ɡ蠋,也是從前那些寂寂無名的書寫者,所以清代金石學家、書法家楊守敬在《平碑記》里說,那些秦碑,那些漢簡,“行筆真如野鶴聞鳴,飄飄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從此出”。
假如說那些“無名者”在漢簡牘、晉殘紙上寫下的字跡代表著一種民間書法,有如“民歌”的嘶吼,不加修飾,率性自然,帶著生命中最真摯的熱情、最真實的痛癢,那么本書寫到李斯、王羲之、李白、顏真卿、蔡襄、歐陽修、蘇東坡、黃庭堅、米芾、岳飛、辛棄疾、陸游、文天祥等人,則代表著知識群體對書法藝術(shù)的提煉與升華。唐朝畫家張璪說“外師造化,中得心源”,我的理解是,所謂造化,不僅包括山水自然,也包括紅塵人間,其實就是我們身處的整個世界,在經(jīng)過心的熔鑄之后,變成他們的藝術(shù)。書法是線條藝術(shù),在書法者那里,線條不是線條,是世界,就像石濤在闡釋自己的“一畫論”時所說:“此一畫收盡鴻蒙之外,即億萬萬筆墨,未有不始于此而終于此。”
他們許多是影響到一個時代的巨人,但他們首先不是以書法家的身份被記住的。在我看來,不以“專業(yè)”書法家自居的他們,寫下的每一片紙頁,都要比今天的“專業(yè)”書法家更值得我們欣賞和銘記。書法是附著在他們的生命中,內(nèi)置于他們的精神世界里的。他們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書法家,筆跡的圈圈點點、橫橫斜斜,牽動著他們生命的回轉(zhuǎn)、情感的起伏。像張旭,肚子痛了,寫下《肚痛帖》;像懷素,吃一條魚,寫下《食魚帖》;像蔡襄,腳氣犯了,不能行走,寫下《腳氣帖》;更不用說蘇東坡,在一個凄風苦雨的寒食節(jié),把他的全部委屈與憤懣、吶喊與彷徨全部寫進了《寒食帖》。李白《上陽臺帖》、米芾《盛制帖》、辛棄疾《去國帖》、范成大《中流一壺帖》、文天祥《上宏齋帖》,無不是他們內(nèi)心世界最真切的表達。當然也有顏真卿《祭侄文稿》《裴將軍詩帖》這樣洪鐘大呂式的震撼人心之作,但它們也無不是泣血椎心之作,書寫者的直率的性格、噴涌的激情和“向死而生”的氣魄,透過筆端貫注到紙頁上。他們信筆隨心,所以他們的法書渾然天成,不見營謀算計。我在那篇寫陸游的《西線無戰(zhàn)事》里所說:“書法,就是一個人同自己說話,是世界上最美的獨語。一個人心底的話,不能被聽見,卻能被看見,這就是書法的神奇之處。我們看到的,不應只是它表面的美,不只是它起伏頓挫的筆法,還是它們所透射出的精神與情感!
他們之所以成為今人眼中的“千古風流人物”,秘訣在于他們的法書既是從生命中來,不與生命相脫離,又不陷于生活的泥潭不能自拔。他們的法書,介于人神之間,閃爍著人性的光澤,又不失神性的光輝。一如古中國的繪畫,永遠以四十五度角俯瞰人間(以《清明上河圖》為代表),離世俗很近,觸手可及,又離天空很近,仿佛隨時可以擺脫地心引力,飛天而去。所謂瀟灑,意思是既是紅塵中人,又是紅塵外人。中國古代藝術(shù)家把“四十五度角哲學”貫徹始終,在我看來,這是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最佳角度,也是中華藝術(shù)優(yōu)越于西方的原因所在(西方繪畫要么像宗教畫那樣在天國漫游,要么徹底下降到人間,像文藝復興以后的繪畫那樣以正常人的身高為視點進行平視)。
我們有時會忽略他們的書法家身份,一是因為他們在其他領(lǐng)域的光芒太過耀眼(如李斯、李白、“唐宋八大家”、岳飛、辛棄疾、陸游、文天祥),遮蔽了他們在書法領(lǐng)域的光環(huán),其次是因為許多人并不知道他們還有親筆書寫的墨跡留到今天,更無從感受他們遺留在那些紙頁上的生命氣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應該感謝歷代的收藏者,感謝今天的博物院,讓漢字書寫的痕跡,沒有被時間抹去。有了這些紙頁,他們的文化價值才能被準確地復原,他們的精神世界才能完整地重現(xiàn),我們的漢字世界才更能顯示出它的瑰麗妖嬈。
五
書法,不僅因其產(chǎn)生得早(甲骨文、石鼓文、金文),更因其與心靈相通,而成為一切藝術(shù)的根基。譬如繪畫,趙孟說“書畫本同源”,實際上就是從書法中尋找繪畫的源頭,趙孟在繪畫創(chuàng)作中,起筆運筆、枯濕濃淡中,還特別強調(diào)書法的筆墨質(zhì)感。音樂、詩歌、戲劇、小說,它們敘事的曲線、鮮明的節(jié)奏感,乃至閃爍其中的魔法般的靈感火光,不能說沒有書法的精髓滲透在其中。我們住在語言里,語言住在文字里,文字住在法書里。正如我在《血色文稿》里所寫:“語言的效用是有限的,越是復雜的情感,語言越是難以表達,但語言無法表達的東西,古人都交給了書法。書法要借助文字,也借助語言,但書法又是超越文字,超越語言的。書法不只是書法,書法也是繪畫,是音樂,是建筑——幾乎是所有藝術(shù)的總和。書法的價值是不可比擬的,在我看來(或許,在古人眼中亦如是),書法是一切藝術(shù)中核心的,也是最高級的形式,甚至于,它根本就不是什么藝術(shù),它就是生命本身!
這是一本關(guān)于法書的書,但它不是書法史,因為它還關(guān)涉著文學史、音樂史、戲劇史、美術(shù)史,甚至是政治史、經(jīng)濟史、軍事史、文化史,最重要的,是生活史、生命史、心靈史。常見的書法史里裝不下這些大歷史,但書法史本身就應該是大歷史,世界上不存在一部與其他歷史無關(guān)的書法史。這也是本書寫到了書法史以外看似無關(guān)、雞零狗碎的事物的原因。
千百年過去了,這些書寫者的肉體消失了,聲音消失了,所有與記憶有關(guān)的事物都被時間席卷而去,但他們的文字(以詩詞文章的形式)留下來了,甚至,作為文字的極端形式的法書(詩詞尺牘的手稿)也留傳下來,不只是供我們觀看,而且供我們傾聽、觸摸、辨認——傾聽他們的心語,觸摸他們生命的肌理,辨認他們精神的路徑。
人們常說“見字如面”,見到這些字,寫字者本人也就鮮活地站在我們面前。他們早已隨風而逝,但這些存世的法書告訴我們,他們沒有真的消逝。他們在飛揚的筆畫里活著,在舒展的線條里活著。逝去的是朝代,而他們,須臾不曾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