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試圖解釋的問題是：印度尼西亞在1998年民主改革后族群動員的方式為什么存在差異？研究的基本結論是“族群凝聚力”和“族群動員目標是否沖擊政府執(zhí)政目標”是影響族群動員方式的兩個原因。族群動員目標是否沖擊政府執(zhí)政目標影響了族群動員的政治空間。族群凝聚力取決于集體歷史、文化、人種特征等先賦因素和國家機構的認定、行業(yè)分工等建構因素。當族群動員目標不沖擊執(zhí)政目標時，動員政治空間較大，若族群凝聚力足夠高，族群更有可能通過制度內方式動員，而若族群凝聚力較低，族群中多數人雖然更傾向使用制度內方式，但由于內部分歧，可能無法形成動員或產生低程度的暴力。當族群動員目標沖擊政府執(zhí)政目標，則政治空間壓縮，若族群凝聚力足夠高，族群可能采用高暴力動員方式，而若凝聚力較低，族群更可能采用低暴力的制度外動員方式。研究使用案例比較方法，案例類型囊括了在印尼全國具有普遍意義的族群動員議題，包括巴布亞和亞齊的族群獨立運動、新建自治區(qū)（族群自治）和民俗地運動（族群平等權利）。新建自治區(qū)和民俗地案例數據源自筆者在北蘇門答臘省的田野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