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家錚兄數(shù)度嘉譽我為首次向通俗文學研究界同仁介紹港版“俗文學”副刊者。此話雖真，卻教我汗流浹背，我離開這行的日子委實不短矣。
　　我敢稱“天下第一號雜家”，高中時期至兩次退休，所好有增無減。古典小說和近代海軍史這兩個基本領域，自始就無師自通地平行發(fā)展。甫入大學，旋即添上中西交通、本草學和佚籍鈞沉，然后再增加傳統(tǒng)古典小說以外的通俗文學（尤其是木魚書）。念學士期間，就在不理會課程、日夜窮追苦讀自己感興趣的課題下度過。待我赴美攻讀博士，就以通俗文學中的包公為學位論文題目，是順理成章的發(fā)展。
　　到了第二次退休前夕，仍計劃以后如何分日進行不同學科與性質的探討。退休以后的工作環(huán)境畢竟大異于前。雖然讀書搜集資料和寫作的速度迄今尚未慢下來，但因新題目在互相帶引下超速地涌現(xiàn)，退休后的這十年已全給海軍史占去了，經(jīng)常變成欲罷不能，以后也難有改變的可能，對通俗文學興趣的荒落已到了不容不自愧的程度。
　　就在這關頭，關家錚兄遠道惠告，他成功編就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香港（星島日報·俗文學）周刊匯編》要由齊魯書社出版，并命序記我曾扮演過的角色。恭敬不如從命，還可讓我稍稍重溫舊業(yè)，自然樂以為之。
　　從事通俗文學研究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非傳統(tǒng)國學界的盛業(yè)，碩學之士群趨參與，報告爭出，創(chuàng)見疊現(xiàn)。通俗文學這一新學術領域涵蓋很廣，古典小說、戲曲固然包括在內，舉凡彈詞、寶卷、子弟書、變文、大鼓、木魚書、山歌、龍舟、諺語等地區(qū)與方言色彩濃厚的民間作品悉數(shù)納入。這新領域的認可及研究成績于短期間的蔚然自樹，這現(xiàn)象的形成和確立，與特殊發(fā)表媒體的配合深有關系。
　　這媒體就是在北平、上海和香港以報紙副刊形式發(fā)布的“俗文學”或“通俗文學”周刊。由行內專家任主編[阿英（錢杏邯）、戴望舒、趙景深、傅蕓子、傅惜華]，刊布頻度稠密而固定，發(fā)行量大，兼以群眾為推銷對象，此等優(yōu)點非一般象牙塔式的學術期刊所能企及。然而對行內即時的激勵并不等于那些副刊本身流傳久遠，事實是得面對種種阻逆。報紙的銷售限于一天，居別處者更難購備，積存非長久持續(xù)不為功，而收藏復必得解除空間問題。三四十年代是大動蕩時期，國家恒常陷于存亡莫測之境，內憂外患，何日無之。有此種種困難，可期望誰能有系統(tǒng)地積存于1936年4月3日至1949年1月12日之間，先后分刊平、滬、港三地報紙的六種俗文學副刊，另加上《文史雜志》（蘇州）6卷1期（1948年3月）的“俗文學專號”？報紙是當天不立刻收存，次日便無從覓求之物。現(xiàn)狀是已過了環(huán)境屢易的七八十年，更不必說了。
　　各版“俗文學”所刊之文固然不曾全部隨那些報紙失落，有若干重見于作者后來推出的文集或其他專題叢刊，但往往并無清楚注明原刊何處，交代曾否修訂就更罕見了。即使若干文章可從別途看得到，學術演化的紀錄還是沒有了（這正是我一向強調讀書和期刊文章要用原本，避開日后用另排、轉載那類方式出版之物的理由）。擬讀大部分刊于各款“俗文學”副刊之文，尤其是原刊時所說的話，務得保留，那些副刊本身就必須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