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余少失庭訓，賴母兄撫養(yǎng)誘掖，弱冠為鄉(xiāng)里小學師，即知讀孔孟書。為諸生講句法文體，草為《論語文解》，投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獲贈書券百元，得購掃葉山房等石印古籍逾二十種。所窺漸廣，所識漸進。時為民國七年，新文化運動，方甚囂塵上。竊就日常所潛研默體者繩之，每怪其持論之偏激，立言之輕狂。益自奮勵，不為所動。民十一轉教中學，先在廈門集美學校一年，轉無錫第三師范。校規(guī)，每一國文教師分班負責，隨年級自一年遞升至四年；一班畢業(yè)，周而復始。每年有特定課程一門，曰“文字學”“論語”“孟子”“國學概論”。余按年編為講義，自《文字學大義》《論語》《孟子要略》《國學概論》，四年得書四種。惟《文字學大義》以篇幅單薄，留待增廣，今已失去。其他三種，絡續(xù)出版。時有中學同學郭君，游學東瀛，與余同事；其案頭多日文書，余借讀得蟹江義丸《孔子研究》一書，始知《史記·孔子世家》所載孔子生平歷年行事多疏誤；自宋迄清，迭有糾彈。余在《論語要略》中先撰有《孔子傳略》一章，《孟子要略》中續(xù)草《孟子傳略》。時國人治先秦諸子之風方熾，余益廣搜群籍，詳加考訂，擴大為《先秦諸子系年》。民十九赴北平，在燕京、北大、清華、師大諸大學授課。默念衛(wèi)揚孔道，牽涉至廣，茲事體大，不能專限于先秦孔孟之當時。抑且讀書愈多，乃知所了解于孔孟之遺訓者乃益淺。因遂不敢妄有論著。數(shù)年中，草成《近三百年學術史》。避日寇，至滇南，獨居宜良山中，草成《國史大綱》。轉成都，病中讀《朱子語類》全部，益窺由宋明理學上探孔孟之門徑曲折。至香港，創(chuàng)辦新亞書院，乃又時時為諸生講《論語》。赴美講學，以羈旅余閑，草為《論語新解》。辭去新亞職務，移居來臺，草為《朱子新學案》。又值批孔之聲驟起，新近又草為《孔子傳》。并匯集港臺兩地二十年來所為散文，凡以孔子與《論語》為題者，得十六篇，成為此編�；啬钭悦癯跏贾�讀孔孟書，迄今已逾六十年，而余年亦已八十矣。先則遭遇“打倒孔家店”之狂潮，今又嗅及“批孔揚秦”之氛。國事日非，學風日窳。即言反孔一端，論其意義境界，亦復墮退不可以道里計。然而知讀孔孟書者，亦已日益凋零。仰瞻孔孟遺訓，邈如浮云天半，可望而不可即，抑且去我而日遠。念茲身世，真不知感慨之何從也。
一九七四年七月七日錢穆識于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