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地區(qū)的海外商業(yè)貿易，早在唐宋已有肇端，唐宋以來，貿易從未中斷，始終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各國保持著頻繁的經(jīng)貿往來，至明代已更為興盛。只是明王朝相當保守，實行海禁政策，故而多以走私形式實施貿易。潮汕沿海地區(qū)，多以漁鹽為業(yè)，善于駕舟是沿海的特點，且海上貿易是個能獲厚利的營生，于是便會吸引更多沿海地區(qū)之民趨之，漸漸也就形成了一些較成型的商貿集團。這些集團實際上亦寇亦商，其首領大多為海上貿易者，亦是�？艿氖最I，如許棟、許朝光嘉靖三十四年(1555)經(jīng)商日本，張璉、蕭雪峰嘉靖三十九年(1560)經(jīng)商閩粵、三佛齊，羅袍嘉靖年間經(jīng)商閩粵沿海，林國顯嘉靖四十二年(1563)經(jīng)商廈門、南澳，林道乾嘉靖四十五年(1566)經(jīng)商廈門、柬埔寨，楊四嘉靖四十五年(1566)經(jīng)商海外，林鳳隆慶二年(pan style="font-family:宋體">．568)經(jīng)商臺、澎，楊志隆慶五年(157pan style="font-family:宋體">經(jīng)商海外，諸良寶萬歷元年(1573)經(jīng)商南洋。只是在沒辦法實施合法的商業(yè)活動之時，才流為�？堋Ｒ驗槌�廷對于海上貿易的禁令從沒有停止過，但禁令頒久，漸漸便會執(zhí)行不力，或官員利用以腐敗謀私，便自然較為松弛；到重申禁令，加以整頓，又會較為緊柬。如此循環(huán)往復。在海禁被嚴格執(zhí)行的時候，一些商貿易的人，尤其是一些海上商貿集團，因處境艱難，便多流為寇盜，劫掠地方，成為當?shù)刂�患。唐樞在《籌海圖編》中曾說過：“寇與商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薄冻敝葜尽芬卜Q“朝廷既視寇禍與互市而俱至，遂厲其禁，寇禍愈烈�！敝x杰在《虔臺倭纂》中也謂：“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倭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越嚴而寇愈盛，片板不許下海，艨艟巨艦反蔽江而來；貨不許入番，子女玉帛滿載而去�！苯K明一代，基本上都實行海禁政策，但基本上都禁而不絕。


還有一種被稱為接濟通番的貿易形式。潮汕的南澳和柘林灣，較早就曾以這種形式與各國商行貿易往來。明正德至嘉靖年間，“因海禁漸弛，勾引番船，紛然往來海上，各認所主，承攬貨物，裝載或五十艘或百余艘，或群各黨分舶各地�！薄敖訚�，謂黠民窺其向導，載魚米互相貿易，以贍彼日用。”因有各國番舶(商舶或貢舶)往來或停泊于潮汕的南澳或柘林灣等各地，潮汕的商人便抓住此時機。運載魚米、蔬菜、淡水等食物與之相通，接濟其生活日用之需，換取等值的洋貨，順便與之作貨物貿易，這是潮汕商人較早與海外貿易的另一種形式。


直到明末清初，一些海上寇盜集團(也是海商集團)，在的強大軍事剿捕和嚴控之下無法立足，則轉而流動到東南亞各國，各自找尋落腳點建立其商貿經(jīng)營和生活之據(jù)點，落籍海外東南亞各國。


這說明潮人在明代已有許多與海外各國商人貿易的經(jīng)歷和實踐，潮人的善經(jīng)商已在此一時期表現(xiàn)得比較充分；當國家貿易政策稍寬(弛海禁)之時，各國商船紛至，本地商船頻繁出海經(jīng)商，貿易活躍，潮汕地區(qū)商人能夠得利，�？�(海商)多從商得利，陸地居民便少遭劫掠，則潮地也沾好處；潮汕的�？苌倘思瘓F在東南亞各國的貿易港，和一些的落籍地點，都是清代潮商方便貿易之處，由此建立的貿易基點，是清代潮商海外貿易興盛的較好基礎。


雖然在嚴厲的海禁政策之下，加上清代的也極嚴厲，地方史志均無此方面的記載，但據(jù)日本的《華夷》《唐通事會所日錄》等相關文獻記載的情況表明，由于遇風漂流和受地方官員派遣，從康熙二年(1663)起，便陸續(xù)有潮州商船不斷前往日本貿易。潮州商船到潮人更熟悉更有基礎的東南亞各國從事貿易，就更不用說了�？梢�，潮州商船的海上貿易活動，是從未停止的。


康熙二十二年(1683)，占據(jù)臺灣的之孫鄭克爽降清，海上已消除了反清力量，寇盜也基本上在此之前被剿滅或被迫流居海外，于是清延便在次年(1684)宣布開放海禁：“令廣東、福建沿海民人，許用五百石以下船只出海貿易�！彪m允許沿海居民出海貿易，但也實施了一定的控制和管理，規(guī)定“除夾帶違禁貨物照例治罪外，商民人等有愿出洋貿易者，呈明地方官，準其出入貿易”。翌年(1685)在廣東、福建、浙江、江南四省設置海關，管理對外貿易及征收關稅事務，潮州的庵埠總口為粵海關七大總口之一。


開海政策的頒布給潮汕商貿的發(fā)展提供了的機遇，潮汕沿海商貿迅速得到發(fā)展，尤其是澄海一帶的港口，差不多形成潮汕對外貿易的中樞。潮汕地區(qū)之“瀕海居民，所持以資生而為常業(yè)者，非商販外洋，即漁鹽本港”。開海對沿海向來善于經(jīng)商的潮人來說，簡直是千載難逢的機遇，《澄海縣志》載：“邑自展復以來，海不揚波，富商巨賈，卒奇贏，興販他省。上溯津門，下通臺廈。象犀金玉，與夫錦繡皮幣之屬，悉由澄分達諸邑。其自海南諸郡轉輸米石者，尤為全潮所仰給。每當春秋風信，東西兩港以及溪東、南關、沙汕頭、東隴港之間，揚帆捆載而來者，不下千百計�！�


潮汕民間的海上貿易快速地發(fā)展起來，海上商貿發(fā)展依靠主要的工具是木帆船，也即后來名聞遐邇的紅頭船。紅頭船的由來原是清廷出于對出海民行統(tǒng)一管理而來的。雍正元年曾有令，“著將出海邊船按次編號，船頭桅桿油飾標記”。廣東在東南，南方屬火，為紅色，故廣東民船油紅色，福建偏東，東方屬木，故油綠色，各省不同，易于辨認。潮汕商人一直沿用，以至成為潮汕商船的一種標識。


這種潮汕商人賴以作為貿易工具的紅頭船，在清初開海之后迅速增加，其造船的木料多是韓江上游梅、汀、贛所產和從東南亞，尤其是暹羅(泰國)470噸的船造價僅7400西班牙幣，而在潮州的樟林，造價則需16()00西班牙幣，價格要翻倍還多。因此，到乾隆年間，不少潮汕人轉移到暹羅去造船，潮商在當?shù)刭彺�后，同時辦好貨物，滿載而歸，以貿易的合法形式回國。據(jù)相關研究資料，清代潮州很大的一部分紅頭船是在暹羅制造的。


潮汕商人利用木帆船這一交通工具，靈活地利用各地貨物的特點和地域性差價，又利用海洋季風，行南走北，大量販運南洋商品，同時運載潮汕地區(qū)出產的蔗糖、煙葉、葛布等貨物，北上蘇杭、上海、天津等地販賣；又從京、津、蘇、杭等地販運北方的雜貨、蘇杭的絲綢返回南方；乘季風又裝載諸如瓷器、石雕、絲織品、葛布、紙張、神紙及其他手工藝品經(jīng)海南，往暹羅、安南、新加坡等東南亞各國，銷售之后，又滿載東南亞的蔗糖、大米、木材、香料、胡椒、象牙、檀香、蘇木、沉香、藥材等貨物運回行銷國內。形成循環(huán)貿易，獲利頗豐�！耙煌�一來，獲息幾倍，以此起家者甚多”。在海禁初開之時，還主要是國內各港口貿易，稍后則海邦遍歷，而新加坡、暹羅尤多，列肆而居。善駛木帆船的潮商，能夠按季節(jié)借助季風，順風行駛，省時省力。一次循環(huán)，或三幾月，或半載不等，獲利是頗豐的。而本地的手工藝品的帶銷，也是其中附帶的重要項目，這也有力地了地方手工工藝行業(yè)的發(fā)展。


在潮商的貿易圈中，最為頻繁，量的是暹羅(泰國)，貿易的主要貨物口大米、蔗糖、木材、香料和藥材，出口的主要是瓷器、絲織品、生絲、葛布、紙張、鐵器制品和各種工藝品。中暹貿易的互補性很強，暹羅向為大米出口國，而中國清代南方由于人口增長和經(jīng)濟作物的普遍種植，糧食嚴重不足，米谷供不應求，在暹羅等東南亞國口大米，為清代東南亞貿易之大宗�？滴跄┠�，閩粵兩省米荒，清延同意給予暹口大米免稅優(yōu)待，鼓勵民間商人的中暹米谷貿易，并且地給予各種優(yōu)惠政策。潮汕與暹羅間的貿易繁榮，也不只是潮汕的紅頭船在往來，暹羅方面也有不少的船只行著中暹貿易。暹羅是清代與通商最早的國家，借助中暹貿易的方便，移居暹羅的潮汕人已經(jīng)不少。暹羅有不少王族和員擁有自己的貿易商船，從事中暹之間帆船的往來貿易，但多是委托或雇用潮汕商行實際作，潮人實際上很大程度地參與了暹羅的航海貿易事業(yè)。


清代潮汕對外貿易的港口，主要集中在韓江的出�？谝粠В�最繁華港口當數(shù)庵埠與樟林�？滴醵�十四年(1685)清廷設立粵海關，庵埠成為粵海關七大總口之一，庵埠總口下設pan style="font-family:宋體">個支口，為粵海關總共50個支口之冠�？梢姵鄙钱斈旰Ｍ赓Q易之興盛，尤其是澄海一帶，粵海關就設有五處稅館，計有南關口、南洋口、卡路口、東隴口、樟林口。清廷每年從此五處稅館所收稅銀，占全省總稅收五分之一。于此可見，潮汕清代海上貿易和口岸經(jīng)濟的發(fā)達與繁盛。


庵埠港毗鄰潮汕地區(qū)三大江河韓江、練江、榕江出海匯處，與四通八達的內河水路交通網(wǎng)絡相通，清代康乾盛世為庵埠港最繁華的時期，地當海、澄交界，實海(陽)、潮(陽)、揭(陽)、澄(海)四縣之通市，商賈輻輳。潮州沿海港口貨物于此匯聚，潮汕各內河交通帆船也匯集于此貿易，梅、汀、贛地區(qū)的貨物也總匯于此。通過沿海各港口輸往南北各地與東南亞各國，故其成為內外交通之要港。隨著年代的，陸地的不斷延伸，到清末便逐漸被汕頭港(早年的沙汕頭)所取代。樟林港原是一個漁業(yè)港，清初開海之后，樟林港成為潮汕海內外貿易的主要港口，其于康熙后期興起之后，繁榮時間跨越了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四朝，歷百年有余。海上貿易所帶動的潮汕本地內河的貿易也繁榮。


潮汕商人的經(jīng)營模式也頗，多是合伙經(jīng)營模式，風險均擔，經(jīng)營程度與船上每個人都有關聯(lián)，不像西方國家的大公司是雇主與雇員的關系，而是富商巨賈與中小商人廣泛合作，構能互補的商人群體，“富商巨賈，卒奇贏”能夠“握算持籌，居奇囤積”。他們資本雄厚，既抉有巨資，又擁有大量巨舶，因而擁有出海貿易之主動權。但海上貿易帶有巨大的風險，這類巨商往往不愿親身歷險，“危身以博阿堵之物”便多取與中小商人合作，提供船只與放貸供中小商人出海經(jīng)營，而坐收巨額海商貿易利潤；而中小商人，則會親身歷險，從事海上長途販運貿易，‘‘其資本多仰給于富室，而為之四出經(jīng)營，以分其息”。在具體的各條商船中，船主、中小商人與水手形成利益相關的伙伴關系。船主從商業(yè)利潤中按相應比例抽取商販利潤，水手的報酬則根據(jù)抽取利潤的多行分配，而且商船上的船長、司事、伙計和水手，都可以附帶一定數(shù)量的本地特產或其他貨物沿途銷售。這就使整條商船的貿易與船上每個人的利益形成直接關系。這樣，如果貨物辦得適銷時路，中小商人$-X-~括伙計、水手隨船賺取豐厚利潤，乃至發(fā)家致富，也就有可能，而且例子甚多。這也就成為潮汕社民追求發(fā)家致富夢想的可能渠道，由此也就激勵著一代代的潮人加入海商貿易的行列。


關于海上絲綢之路，最早是日本學者三杉隆敏1968年在其具有海外游記風格的著述《探尋海上絲綢之路——東西陶瓷交流史》中，第一次提出“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在1974年6月q,m臺灣出版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全45冊)第4冊上，饒宗頤發(fā)表《海上絲綢之路與昆侖舶》的文章，正式提出。海上絲路，，的名稱，論述了‘‘海上絲路’’的起因、航線、海舶與夕I-m賈人交易的情形，以及中國絲綢為外人所垂涎的程度。199pan style="font-family:宋體">年，在中國歷史文獻學會和十一屆年會暨潮汕歷史文獻與文化學術討論會上，饒授在主題演講中說：“有關漢唐對外貿易的途徑，我在拙作《蜀布與Cinaparta——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一文中曾有論及，我認為西北一帶之交通貿易是通過陸上絲路．南方交廣一帶，則由海上絲路……在潮州來說，應該是海上陶瓷之路一重要站�！�


陳友義、陳東東的這部《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研究》，主要是從橫向上闡  述汕頭海上絲綢之路的特點，首先是闡述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產展的自  然地理環(huán)境、經(jīng)濟條件和社會歷史條件；接著對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相關的  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行較為全面的描述介紹，如物質遺產方面，  介紹汕頭與海上絲綢之路有關的文化遺址、各時期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港口  和商業(yè)機構服務機構的建筑遺存括一些文獻資料與實物，如碑記等；非物  質文化遺產方面，分別介紹汕頭與海上絲綢之路有關的民間故事、民間俗語、  民間歌謠、民間歌冊、民間；探討汕頭海上絲綢之路的海洋文化、商貿  文化、港口文化的文化構成和開放、兼容、冒險、互動和祖根意識的文化特質；  探討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冒險拼搏、開取、同舟共濟、誠實守信、  彥菌毋幺吾白文化精神：探討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的歷史研究價值、社會價值、旅游經(jīng)濟價值、審美價值、情感價值和教育價值；最后探討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的保護和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資源的開發(fā)利用。


本書將能夠與汕頭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相聯(lián)系的諸多物質因素和非物質因素都聯(lián)系起來，全面地加以引述和評說，對汕括紅頭船精神在內的“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精神及其價值作較為系統(tǒng)的研究，這是意義重大也難能可貴的。作者約我為序，故略述明清潮人海上貿易興盛的概況，以相印證。


吳二持





(序者為汕頭市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