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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斷的劍


1826年7月13日凌晨3點，在圣彼得堡市中心的彼得保羅要塞，警衛(wèi)開啟了位于要塞深處的狹窄牢房。沉重的橡木門緩緩打開，三十多名年輕的軍官走出了牢房。在7月，黑暗只會極其短暫地籠罩著俄國北方首都的天空，這些囚犯被帶到院子里時，天已破曉。排在他們前面的，是來自圣彼得堡團的士兵以及數(shù)十名官員和顯要人物。遠處，在要塞的北門外面，囚犯們可以看到絞刑架，那是為了處決他們的領導者而專門豎立起來的。俄羅斯帝國最高法院已認定這些被后世稱為“十二月黨人”的人意圖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他們領導了一場短暫而猛烈的起義，起義于1825年12月14日在圣彼得堡參政院廣場開始，兩周后，隨著切爾尼戈夫團暴動在基輔城外被鎮(zhèn)壓，起義失敗。彼得保羅要塞是俄國專制政權的象征，它聳立在涅瓦河畔，而帝國的權力中心冬宮與它隔河相望。這個要塞將成為國家復仇的中心。


十二月黨人按要求排列成隊，然后一個接一個地被帶到一個噼啪作響的火盆前。他們的判決依次被宣讀出來：被褫奪公民權，并被流放到東西伯利亞的礦山服苦役。他們的肩章被人從肩膀上扯了下來，連同他們的軍大衣一起被拋至火中。每個軍官都被要求跪下，然后一名行刑者拿出一把劍刃中部被特意銼薄的劍，在軍官的頭上將劍折斷。隨后，這些囚犯換上發(fā)放給罪犯的粗糙灰色囚服，被宣判“公民權死亡”。這個儀式標志著他們被逐出了俄國社會，并且重申被他們觸犯的法律的神圣性。法律上的死亡也使得這些人不再是沙皇的合法臣民，使得他們“喪失了其地位帶來的所有權利和特權”。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可以再嫁，他們的孩子可以繼承他們的財產(chǎn)。流放至西伯利亞服苦役是一種死緩。這場儀式結束后，書生氣的十二月黨人亞歷山大·穆拉維約夫甚至給尼古拉一世寫信，怯懦地感謝沙皇“賜予我生命”1 ！


十二月黨人將自己的判決理解為一種徹底毀滅的宣告。在這場儀式后，26歲的尼古拉·巴薩爾金回到在要塞中的牢房，此時他“確信，我和這個世界的所有關聯(lián)現(xiàn)在都消失了，我將在一個遙遠又黯淡的地方度過余生……我將飽受折磨，窮困潦倒。我不再把自己當成這個世界的成員”2。這些被定罪的人將失去他們的財富、威望和影響力，取而代之的是貧窮和被忘卻；他們將失去在軍隊和政府的光輝事業(yè)，取而代之的是在西伯利亞銀礦和普通罪犯一起服苦役。流放制度維護了沙皇不可撼動的權力，保證他的敵人會被消滅。這就是在那個7月的早晨于彼得保羅要塞院子中大聲宣讀裁決背后的意圖，但結果事與愿違。因為十二月黨人在西伯利亞獲得的不是政治上的湮沒，而是政治上的新生。他們因為領導了一場被鎮(zhèn)壓的起義而被流放，因此他們贏得了新的道德威望，被當作自由和改革事業(yè)的犧牲者。西伯利亞后來從一個政治荒漠轉化成了歐洲共和主義運動和俄國革命運動發(fā)展過程中的一個中心舞臺，如果要講述這個轉變歷程，那么十二月黨人的經(jīng)歷是這個故事的第一部分。


參政院廣場起義的思想根源可追溯至歐洲啟蒙運動和浪漫主義運動，但十二月黨人運動十年前就在帝國陸軍中開始成形。未來的十二月黨人在1812年與拿破侖和入侵的法國人作戰(zhàn)時認識到了俄國人民。這場戰(zhàn)爭鍛造出了新的兄弟情誼以及軍官和他們的部下之間的忠誠。俄國農(nóng)民（其中很多人是農(nóng)奴）在戰(zhàn)爭中表現(xiàn)出，他們能夠對祖國忠誠可靠、無私奉獻。年輕的貴族曾在戰(zhàn)爭中和作為他們的合法財產(chǎn)的農(nóng)奴并肩作戰(zhàn)，戰(zhàn)后剛返回俄國，這些貴族就開始努力讓自己適應那段振奮人心的戰(zhàn)斗經(jīng)歷。對他們來說，農(nóng)奴制是一個可恥的提醒物，提醒著他們俄國的落后以及受過教育的富裕精英階層和窮困潦倒的農(nóng)民階層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經(jīng)過1812年的嚴峻考驗的歷練，軍官們對俄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的忠誠開始高于他們對沙皇王朝的忠誠。3


很多俄國軍官在從拿破侖戰(zhàn)爭戰(zhàn)場回來時頭腦中也裝滿了新的政治思想。一名軍官稱：“如果說我們用武力占領了法國，那么法國則用習俗征服了我們。”很多十二月黨人運動的領導者（比如謝爾蓋·沃爾孔斯基、伊萬·亞庫什金和米哈伊爾·方維津）在1815年從戰(zhàn)場上勝利歸來，卻發(fā)現(xiàn)嚴格的等級制度和軍隊生活中沉悶的紀律讓人惱怒。他們曾和歐洲的“拿破侖專制主義”作戰(zhàn)，如今他們要努力適應這個基本是沙皇的個人封地的俄國。4 被捕后，尼古拉·別斯圖熱夫寫信向尼古拉一世解釋他參加起義的原因：


我們讓我們的祖國擺脫了暴政，但卻再一次被我們自己的君主施行暴政……為什么我們解放了歐洲，自己卻被困于枷鎖當中？難道我們?yōu)榉▏鴰�來了憲法，卻不敢為我們自己爭取一部憲法？難道我們用熱血換取了在諸民族中的優(yōu)越地位，卻在國內(nèi)飽受壓迫？ 5


其他軍官雖然在拿破侖戰(zhàn)爭時因為太過年輕而無法參戰(zhàn)，比如米哈伊爾·別斯圖熱夫-留名和德米特里·扎瓦利申，但他們卻被伏爾泰、亞當·斯密、孔多塞和盧梭的思想所影響。在俄國戰(zhàn)勝拿破侖后，他們從其他國家的自由派軍官領導的要求立憲和獨立的起義中獲得了啟發(fā)。6


1816年以后，這些愛國的年輕理想主義者開始在非正式團體和“秘密協(xié)會”中討論改革。在接下來的十年中，他們的集會越來越帶有密謀意味，并逐漸產(chǎn)生了兩大組織：一個是以圣彼得堡為總部的“北方協(xié)會”，由謝爾蓋·特魯別茨科伊上校、衛(wèi)隊隊長尼基塔·穆拉維約夫和詩人雷列耶夫領導；另一個是以烏克蘭為總部的“南方協(xié)會”，由帕維爾·佩斯捷利上校和謝爾蓋·穆拉維約夫-阿波斯托爾中校領導。十二月黨人的秘密協(xié)會和波蘭愛國協(xié)會之間有著廣泛聯(lián)系，波蘭愛國協(xié)會中的很多波蘭人后來也成為西伯利亞流放者。然而，亞歷山大一世在1825年的突然死亡促使十二月黨人起義倉促舉行，而此時十二月黨人還未與波蘭人結成牢固的同盟。在19世紀20年代早期，波蘭人的觀點較為保守，他們主要關心爭取自身的獨立、收回失去的省份。他們不想接觸十二月黨人更激進的共和主義計劃。7


當局知道了這些秘密團體的存在以及由密謀者撰寫和討論的各種小冊子。然而在開始時，當局對他們比較寬容，并沒有采取行動來解散這些集會，更不用說逮捕參加者了。亞歷山大一世在1823年視察謝爾蓋·沃爾孔斯基的軍隊時，曾對他提出警告：“你最好繼續(xù)你在［軍隊里］的工作，而不要關注我的帝國的政府，我恐怕那不關你的事�！�8 沃爾孔斯基沒有理會這條警告。


1825年秋，十二月黨人一直在籌劃于來年夏天發(fā)動起義的具體計劃。然而，無嗣的亞歷山大一世在出行俄國南部時突然于1825年11月19日去世，他的弟弟康斯坦丁拒絕繼承皇位，于是這些密謀者認為，發(fā)動起義的時刻到了。在短暫的權力真空時期，亞歷山大一世最小的弟弟尼古拉繼承皇位的準備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十二月黨人匆忙地拼湊起了武裝起義的計劃。12月14日，當衛(wèi)戍部隊按期齊集首都向新沙皇宣誓效忠時，十二月黨人計劃讓忠于自己的部隊開赴參政院廣場。他們將在那里拒絕宣誓，要求推翻專制制度，并且要求頒布憲法。十二月黨人依靠的部隊并不了解起義目標，且十二月黨人缺乏統(tǒng)一的領導和清晰的戰(zhàn)略規(guī)劃。他們指揮的軍隊或許是支持他們個人，但幾乎并不清楚他們的政治雄心。結果與其說是一場嚴肅的起義，不如說是一場演出笨拙、很多演員忘記臺詞的政治戲劇。


12月14日早上，起義的軍官率領大約三千名士兵進入白雪覆蓋的參政院廣場。士兵們圍在法爾孔納創(chuàng)作的彼得大帝雕像四周。雕像描繪的是彼得大帝騎在騰躍的馬上，而這匹馬正踩著一條瑞典毒蛇。這個雕像標志著無情的彼得大帝驅逐其敵人的場景，現(xiàn)在它似乎在俯視著在其面前上演的戲劇。這次起義準備不足、組織混亂，因而在開始前就注定要失敗。十二月黨人委任的領導者和新共和國的臨時“ 執(zhí)政官”特魯別茨科伊沒有出現(xiàn)在廣場上;他已舍棄他的戰(zhàn)友，在避難奧地利大使館前已經(jīng)向新沙皇宣誓效忠。起義者敲響戰(zhàn)鼓，揚起他們的軍旗，并呼吁制定憲法，但他們最終只展現(xiàn)了自己的孤立和無能。


忠于沙皇的軍隊迅速包圍了他們，隨著這一天的時間流逝，尼古拉一世的耐心消耗殆盡，起義者人數(shù)不敵敵方且群龍無首。起義者試圖通過協(xié)商來推翻專制制度，這種嘗試自然是失敗了，于是小規(guī)模沖突開始了。政府軍用炮火和霰彈驅散起義者。起義軍官逃跑了。在隨后的日子里，他們遭到了包圍并最終被逮捕。即使是特魯別茨科伊等沒有直接參加起義的軍官也被關進了彼得保羅要塞。9 南方的起義者在12月23日才聽說圣彼得堡起義失敗的消息，切爾尼戈夫團于12月31日在基輔城外發(fā)動了短暫而血腥的起義，但失敗了。起義領導者穆拉維約夫-阿波斯托爾無法召集足夠多的士兵參與他的事業(yè)，由他指揮的起義部隊被輕易打敗了。10 這些革命者未能奪取政權，甚至連一天也沒有。11


十二月黨人發(fā)動政變的嘗試非常不專業(yè)、緊張且時機不當，這些問題有時掩蓋了推動這場起義的激進主義。偉大的俄國詩人亞歷山大·普希金是幾位十二月黨人的親密朋友，在他于1833 年創(chuàng)作的敘事長詩《葉甫蓋尼·奧涅金》中，他表現(xiàn)出了對十二月黨人的密謀的輕視：


他們在拉菲特和克里科之間


進行的這些秘密議論，


最初只是朋友間的爭辯，


還沒讓這種反叛的學問


深深扎進他們的心坎，


還都只是煩悶時的消遣，


年輕的頭腦無事可做，


成年的淘氣鬼也借此作樂。12


普希金居高臨下地否認了十二月黨人的觀念，然而這種否認并沒有公平地評價起義者的雄心的范圍和意義。十二月黨人從古代的共和模式和俄國自己的共和主義傳統(tǒng)里汲取了靈感。他們計劃以共和式愛國主義和公民民族主義（在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中都很常見）為基礎，徹底革新俄國的國家結構。他們設想著“誅殺暴君”尼古拉一世，謀殺皇室成員。專制制度將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君主立憲制或共和制。在這兩種制度下，主權都將從統(tǒng)治者手中轉到人民手中。他們打算廢除農(nóng)奴制、貴族政治以及社會中的各種團體和行會組成的混雜物。他們將引進現(xiàn)代國家的機制來代替上述機制。無論是作為一個單一制政府還是一個美國式的聯(lián)邦制政府，這些機制都將在平等和共同權利的基礎上凝聚俄羅斯帝國的各個民族和宗教，從而鍛造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不同的權利和責任不再歸屬于不同的社會階層和團體; 相反，只有公民共同的權利和責任，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十二月黨人堅持歐洲的共和主義傳統(tǒng)，在19世紀20年代的俄羅斯帝國，這類觀念非常激進，因而是極富爭議的。13


受過教育的俄國人對十二月黨人起義及其后續(xù)影響的反應是矛盾的。一方面，很多人為起義的暴力程度（大約三千人喪生）和刺殺皇室成員的計劃感到震驚；另一方面，在很多地方，許多人同情十二月黨人的改革愿望，尤其同情他們制定憲法、廢除農(nóng)奴制的主張。此外，對此次起義的鎮(zhèn)壓觸及了沙皇俄國精英階層的核心。許多十二月黨人都來自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最顯赫的家族，自己本身就是皇室圈子的常客。在一些家族中，有兩三個兄弟都參與了起義。別斯圖熱夫家族和別斯圖熱夫-留明家族在北方協(xié)會和南方協(xié)會中都是重要人物; 穆拉維約夫家族（還包括穆拉維約夫-阿波斯托爾兄弟）也同樣如此，他們中的三人于12月14日前往了參政院廣場。十三名十二月黨人是參政員之子，七名是省長之子，兩名是大臣之子，還有一人是國務會議成員之子。但沒有人比謝爾蓋·沃爾孔斯基的家族與皇室更親近，謝爾蓋所屬的家族是俄國最古老、最富有的貴族家族之一，他本人是尼古拉一世兒時的玩伴。沙皇把他參加起義的行為當成對他個人的背叛。14


即使法院的規(guī)章嚴苛，部分十二月黨人的家人仍設法讓自己的兒子和兄弟逃脫沙皇的怒火。他們不斷請求尼古拉一世寬大處理，指出這些軍官年幼無知，而且懲罰他們就是懲罰對沙皇忠心耿耿的整個家族。面對這些請求，尼古拉一世遇到了專制權力的本質帶來的一個障礙。在審理十二月黨人這樣重要的案件時，調查委員會和最高法院會把所有關于審判和判決的事都交由年輕的沙皇做決定。所有人都明白，決定十二月黨人命運的不是法律條文，而是尼古拉一世個人的仇恨或寬仁。偉大的俄國歷史學家、保守主義政治家尼古拉·卡拉姆津在19 世紀初發(fā)現(xiàn)：“在俄國，君主就是活生生的法律：他赦免好人，處決壞人，對前者的喜好造成了后者的噩夢……俄國君主集所有權力于一身; 我們的規(guī)則是父權制的、家長式的�！�15


在俄國的官方意識形態(tài)中，尼古拉一世確實是臣民之父。他站在權力和權威的頂端，這種情勢又使得俄羅斯帝國內(nèi)的所有家長式機制合法化：地主和農(nóng)奴之間、軍官和士兵之間、父親和家庭成員之間等類家長式關系。像許多同時代的歐洲君主國一樣，俄羅斯帝國的父權式統(tǒng)治體現(xiàn)著一種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之間的協(xié)定：沙皇的臣民獻出服務、服從和尊重，以換取沙皇的保護和照管。然而，在處理起義者家人的請求時，這種處于專制君主權力的核心的父權制構成了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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