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毋寧多一些，發(fā)表，不如少一點

斯蒂芬.科林尼（劍橋大學）

寫作這篇前言，花了我很長一段時間。不過話說回來，我也明白，寫作這回事通常就是會占用大量的時間——寫出來的東西如此之短，且只要落筆就難以令人滿意，較之于寫作的成果，過程更顯得曠日持久。但問題在于，若是只盯著“結果”看，我們大概也就走入了誤區(qū)，犯下一種很有代表性且發(fā)人深省的錯誤。寫作，是一種復雜的活動，一路寫下來，可能會發(fā)生相當多的狀況，包括在寫作中發(fā)現(xiàn)我們真實的思考。就以眼前這篇前言的寫作為例，我自己做了些背景性的閱讀，考慮了一篇前言之于一本書的功能所在，尤其是這本書已經(jīng)面向讀者做了很好的自我陳述，并且始終在反思教育模式在英美之間的差異，一種是“課堂講授”（這是大學教育在北美所預設的形式），另一種則是講座、研討加上導修課（英國常見的主流模式）。與此同時，我每天都在煮制咖啡，“腦補”同本書兩位作者的對話（迄今為止，我還沒機會同她們會面），并且整理我自己的研究。我承認，一位訓練有素的作者很可能懂得如何摒棄上述某些動作。雖然就所謂“訓練”的某些方面而言，我歷來深表懷疑，它們說到底就是自我懲罰，越陷越深之后，無休止的勞作反而會變?yōu)橐环N扭曲的心理滿足。但我們仍可以說，上述或者其他相似的要素，構成了大多數(shù)作者寫作經(jīng)驗的一部分。本書作者在書中給出了很多寶貴的建議，其中一條就是，學者作為一個行當，應當在彼此之間有更多交流，說一說我們究竟是如何安排我們的時間的，不回避在此過程中所遭遇的焦慮、迷失和失敗，同時要少一些自我推銷，不要把自己打扮成總能超額完成任務的寫作機器，也就是大多數(shù)評價體制所意在獎勵的那種學者。

之所以此類體制當?shù)�，初心在于刺激生產(chǎn)力，但真相卻是，在當前的學術界，談起真正的知識生產(chǎn)，主要障礙之一就是，大多數(shù)學者發(fā)表太多了。請注意，我并不是說他們寫得太多了：“寫作，毋寧多一些，發(fā)表，不如少一點”，可謂一條寶貴的指令，鼓勵我們在思考中更多地探索，只有在確信我們真有話要說，也值得一說時，我們才嘗試發(fā)表。在人文學科（在這里做經(jīng)驗之談，我無法代表其他學科），一般而言，我們是通過寫作來思考的——或者不妨說，通過努力寫出來，我們發(fā)現(xiàn)并不真切地知曉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同樣，重—寫，也主要不是打磨文辭，精益求精，而是要讓思考變得更清晰一些，更準確一些。所有這些，都需要時間。

我們要付出時間，要花時間慢慢來，要找回我們的時間——《慢教授》這本書如及時雨，兩位作者瑪吉·伯格和芭芭拉·西伯在書中提出了上述建議。誠如她們所見，在當前的大學校園里，生活變得太過匆忙，人人事務纏身，不堪其擾，我們現(xiàn)在可以說，那些制造出這種浮夸忙碌而狂熱的過程，目前已經(jīng)威脅到大學機構自身存在的目的。我們花時間去申請做研究的項目資金，卻沒有時間真正做研究；我們花時間做匯報，論證某課程的效果符合指導意見的要求，卻沒有時間思考這門課下一年度應該怎么教；我們花時間在各種委員會內聽取匯報，有多少項目申請獲得成功，又有多少課程結果達到滿意標準，卻沒有時間與同事交流，交換意見——以上所述，都是一個體制的種種癥狀，在這個體制內，手段壓倒了目的，管理主義的指令主導一切，取代了原本它們要提供支持的學術活動。

當然，伯格和西伯并非故作驚人語，她們對大學時弊的診斷也不是獨此一家，只要看看兩位作者在書中大量引用的其他學者的論述，自然就可一目了然（在這里，我也許應該解釋一下，我是應允寫作這篇前言在先，后來才發(fā)現(xiàn)她們對我此前的同主題作品竟是如此推崇，毫不吝惜溢美之詞）。但兩位作者確有非同凡響之處，她們將關注點集中在個體教授的處境，以及如要同這一大學時弊作斗爭，作為教授個體，又能做些什么。在書中，她們發(fā)出了學界的最強音，向我們展示出，一旦商業(yè)咨詢的那套把戲被沒頭腦地強加給學界，就會掏空當前的學術，只余自說自話。這是一種令人厭倦的自我割據(jù)，其模式完美地復制了新自由主義的經(jīng)紀人模型，即在一個競爭永不休止的場景內，無休止地追求個人優(yōu)勢的最大化。

然而，即便當代大學就其運轉而言還夠不上新兵訓練營，里面裝滿了身姿柔韌的人士，只顧追求自我增值，一種緊張仍然存在，一方面是大學日常任務的要求，另一方面則是激勵智識創(chuàng)新的條件。緊隨著效率模式而來的，是我們非常熟悉的狹隘工具主義觀。我們在真實抑或假象的任務清單上勾出待處理事項；我們做事井井有條，非常職業(yè)，速度之快令人印象深刻。推薦信、閱讀書目的修訂、下學期講座的摘要、寫給出版社的報告、內部備忘錄，每一次點擊“發(fā)送”按鈕，都會提升我們的成就感。進而，我們還各有自己的用戶任務，好像西西弗斯那樣，每天掙扎著，處理我們電子郵件的收件箱——這個任務，可以說是一種苦樂交織的過程，如同擦洗自家廚房的地板，只不過它轉到了電子空間。（披露一下：我的電郵收件箱里目前共有1762封待處理郵件，當然，這主要證明了我是一個優(yōu)柔寡斷且時斷時續(xù)的文檔整理者，并非我對回復漠不關心或說我是超級明星。）但是，效率模式并未有助于催生新的或有意義的思考。新思想的出現(xiàn)，往往要經(jīng)歷那些在沉悶中無所作為的階段，至少是從表面看上去的無所作為。這是一種略帶抑郁的狀態(tài)，它將自我求索和自由合作以某種方式結合起來，這種狀態(tài)，更像是性苦悶，而不是清理自己的收件箱。伯格和西伯所呼吁的，是無所作為，或者說是看上去的不作為；她們所呼吁的，是將這種狀態(tài)說給彼此聽。這樣的交流就構成了一種方法，將我們的資源集中起來，以學者群體之名，判定什么條件能促進良性的工作。

當然，兩位作者也認識到，整個世界也同樣在加速度，大學校園只是其中一環(huán)，在這個時代，無論何人，也無論何團體，都無法做到將他們自己封存起來，拒斥互聯(lián)網(wǎng)、移動電話、24小時滾動新聞、社交媒體，以及生存在所謂“數(shù)據(jù)迷霧”（data smog）的狀態(tài)——這種處境，也被稱之為“自我誘發(fā)的注意力缺陷障礙”。但是，正如“放眼全球，立足本土”（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構成了一般意義上的行動主義良策，我們作為學界人士，也只能腳踏實地地做我們所能做的。但即便如此，如伯格和西伯所述，我們所能做的，也可謂相當之多。在她們所擬議的各項舉措中，有許多是我稱之為“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的例證，經(jīng)歷過往數(shù)十年之鍛煉，學者已經(jīng)習慣了在這種狀態(tài)下生存。我們都知道，審計文化以及與之相關的管理主義總在制造許多的苛求，它們是錯誤的，而且破壞力十足，但我們同樣也明白，面對這些要求，我們至少要表現(xiàn)出某種起碼的服從。所以說，即便我們已經(jīng)走通各種流程，懂得如何將我們的活動壓縮進一系列的表格——追究表格的設計者，則是那些對學術活動沒有真正理解的管理人員，我們也還是繼續(xù)著一套不同的語言，堅持一種不同的判斷價值的方法［作為這一方法的基礎，就是要承認學術是要被判斷（judged），而不是用作統(tǒng)計的(measured)］。而我們就是這么做的——按照伯格和西伯的建議，我們不僅要做，還要做得更自覺、更明確——一部分正是通過我們彼此之間以及師生之間的交流，在相互交談之時，我們應承認智識探索本質上的開放性，積極擴展智識的視野，甚至要重視一個措辭優(yōu)美的句子，趁著它還沒有被官僚肢解為違反語法規(guī)則的關鍵詞要點。

不限于此，她們所敦促的改變，更多地關乎氣質和品格，而不是就事論事的程序。她們總在提醒我們，一定要從我們的工作中發(fā)現(xiàn)樂在其中——事實上，一定要記住，只有樂在其中時，我們才能做得更好。同時，她們還在規(guī)勸我們，少一些封閉和自我保護，多一些給予和付出，無論是我們的想法，還是我們的支持，當然也包括我們的時間。如要建立起真正的合作，而不是充滿怨氣地滿足“公共服務”的職責，只為了讓學術簡歷看起來更光鮮，所要付出的不只是我們的勞動，還需要精神的慷慨大度以及甘愿暴露出自我脆弱的勇氣。她們合作的這本書，既可以擔當起一份激進的宣言，又可以用作一本自助手冊，同時還能作為一篇呼喚學者友誼的贊美詩。它始終在鼓勵，而不是斥責，與此同時，這本書的存在本身也象征著對書中建議的身體力行。

自2016年春首版以來，《慢教授》一書收獲了它的熱情讀者，自問世以來的各種評論，無論范圍的廣度，還是受肯定的程度，看起來都遠超本書作者以及出版者的最初預期。在此也可想見，當讀到“驕縱的學者正在不停抱怨，為了生存竟然不得不工作”時，無論是本書的觀點，還是它所取得的成功，都必定讓讀者忍不住畫線，激起一番嘲弄，但真要平心而論，伯格和西伯是在告誡我們要更用力地思考，在教學、學術和同事合作中，究竟什么才是真正可貴的，這種態(tài)度才代表著一種更艱苦的倫理，其所要求的，要遠遠超過由慣常職業(yè)指令所肯定的。（在這里，我應申明，我大概永遠不會知道，這篇前言在刊出后是否也會遭遇類似的互聯(lián)網(wǎng)嘲諷，因為我很久之前就已發(fā)現(xiàn)，不去看諸如此類的網(wǎng)上評論，可以說是一種最簡便的方法，既可以節(jié)約時間，又能避免走向對人類這一物種的絕望。）

《慢教授》是一本引人入勝的小書，它可以任你讀，但一定不要讀得太快。也不要讀完就了事：把這本書送給朋友，同別人討論這本書，嘗試著按照它的建議來做。時間，在你的掌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