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

在本書的第一版中，我以平均一頁10年的節(jié)奏講述了2000年之久的歷史，故而讀者視其為一部索引，從中獲取他們想要的數字、事件和研究線索，大致了解低地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在歷史上的重要意義。出版5年后，我改變了想法：只概述有趣的部分，其他的則交由讀者自己探索。這一點借助日益豐富的互聯網資源便可實現，例如可在網上免費獲取的《低地國家考古學期刊》（Journal of Archaeology in the Low Countries），或者萊頓大學的“荷蘭起義”網站（http://dutchrevolt.leiden.edu），更不用說還有iTunes、維基百科、谷歌圖書和YouTube等提供的海量通俗易懂的資源。

在第一版中，我鮮少提及1970年之后的歷史。因為我不喜歡對近代歷史過多著墨而忽視了最有意思的古代歷史，盡管后者對于當代的影響沒有前者明顯。近年來，比利時和荷蘭再次成為國際探討的焦點，最有趣的是�？怂剐侣劊‵ox News）稱荷蘭將會成為一片地獄般的荒原，而英國獨立黨的成員則向比利時籍的歐洲理事會主席揚言，比利時并沒有存在過。當然，這些只是媒體報道的邊角料，關于比利時與荷蘭的自身特點和未來發(fā)展，人們還在不斷地進行嚴肅探討。20世紀80年代（甚至90年代），荷蘭及比利時的媒體和政治家們在公開發(fā)言時還不免自鳴得意。荷蘭人驕傲地認為，荷蘭作為文化多元的“后民族”國家，遠優(yōu)越于那些思想狹隘的守舊國度。荷蘭的一些公眾人物，有時不帶半點戲謔地聲稱本國是現代改革的“向導”或“先鋒國”。荷蘭人深入貫徹“萬物共存”和“個人主權”的原則，毒品、賣淫、安樂死和同性婚姻這些不為社會傳統(tǒng)所鼓勵的事物在這里都是合法的，國家也以此聞名。然而，它也是歐洲唯一一個議會之中存有極端保守黨的國家，該黨主張基于《圣經》施政，反對女性競選公職。

當其他國家或沉浸在喧鬧不堪、分化撕裂的“文化戰(zhàn)爭”中，或試圖消除差異以尋求社會團結時，荷蘭人已經憑借簡便易行的策略，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高度包容的多樣化社會。不同社會和文化背景的群體以各自舒適的方式共同生活，通過妥協(xié)與共識達成彼此間的合作。但是，人們生活的大部分方面不受法律規(guī)范，而是受其生活“圈子”（由階級、宗教、鄰里、地區(qū)、教育、就業(yè)和人生觀的相似度與黏合度決定）帶來的社會壓力所影響。20世紀的鼎盛時期，社會機構呈現“柱化”（pillarization），人與人之間既禮貌又疏離，借此，加爾文主義者、天主教徒、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紛紛建立了具有荷蘭特色的機構團體。20世紀末，荷蘭人可以光明正大地傲視他國，因為荷蘭對互不干涉原則的堅決貫徹，遏制了文化的沖突。但這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各個利益群體是以禮貌或激烈的言辭提醒內部和外部的人彼此間的界限。這為荷蘭的多元文化主義奠定了基礎，在這種文化下，新的民族和宗教組織需要同現有的社會組織一樣，堅持最低限度的忠誠，尤其要包容他人的獨特性。但隨后的穆斯林打破了游戲規(guī)則，自由主義的狹隘也逐漸顯露，這些都威脅著荷蘭的權宜之計（modus vivendi）。對此，最直接的信號是荷蘭下議院近日禁止以猶太教或伊斯蘭教的方式屠宰牲畜。這一次，國家將牛的動物福利（目前出于人道主義，規(guī)定割破牛的喉嚨前必須先電擊它們的頭部使其麻醉）置于猶太教徒和穆斯林的宗教情感之上。

正如荷蘭自稱為“當代自由”之典范，20世紀末的比利時同樣大肆鼓吹自己是以和平方式處理種族差異的佼佼者。實際上，比利時的“種族”差異僅僅體現在語言上，其國內荷蘭語“社群”和法語“社群”之間很少有真正的人種、社會、經濟、宗教甚至文化差異。截至2011年6月，即本書撰寫之時，比利時已有一年多沒有選民授權的聯邦政府，因為荷蘭語黨派和法語黨派之間無法就共同規(guī)劃達成一致。在最后一章，我會簡述這一現象。在19世紀，相較于“比利時的佛蘭德斯人”，人們更接受“佛蘭德斯民族”這一說法，認為佛蘭德斯是寄生在比利時的民族，因為“佛蘭德斯”一詞的唯一定義就是“居住在比利時而講荷蘭語的人”，像許多寄生物一般，它會削弱宿主的能力，但還沒有到殺死宿主的程度。

近年來，荷蘭的文化多元主義遭遇瓶頸，而比利時為緩和緊張局勢、促進相互合作所采取的權力下放措施也陷入僵局。對此，一些守舊且排他的國際社會組織（呼聲最大的是英國的“疑歐派”和美國的“文化戰(zhàn)士”）表示喜聞樂見。更令人震驚的是，一些評論家寧愿看到城市戰(zhàn)火四起，也不希望任何社會和平與種族共存的嘗試取得成功。或許最終這些嘗試還是會失敗，但這樣的失敗并不值得人們?yōu)橹畾g呼雀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