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代序:中國和中歐的城堡
中國的城堡之所以能夠跟中歐的城堡進行比較,是因為中國同中歐一樣,曾經都存在過封建統(tǒng)治制度,在這種制度下,皇帝或者國王可以仰仗效忠于他的上層貴族。這些人作為有獨立主權的邦君(中歐)或者藩王(中國),都擁有可以從中獲利的領地。然而,中國的統(tǒng)治顯然比中歐更為集中,中國皇帝的權力也遠大于羅馬-德意志國王。歐洲高度分化的封建制度導致了大量城堡的修建,相形而下,中國的城堡數(shù)量屈指可數(shù),保存至今的防御工事也寥寥無幾。
與中歐相比,中國城市的獨立程度較低,因此更易于被統(tǒng)治體系吸納。它們可以承擔大型城堡的任務,而且從外表上看也是如此。然而在歐洲,城市完全有可能威脅到政權統(tǒng)治。因此,歐洲的城市一般不會像北京那樣,把城堡建在市中心,而總是建在市郊。即便有些地方,城堡似乎坐落在今天的市中心(柏林、紐倫堡、漢堡),但它們原本也是建在市郊的,只不過當時城市的規(guī)模要小得多。
中世紀和近代早期以及帝制王朝的政權基礎都是筑有防御工事的城堡、宮殿或者城市。中國和中歐之間最顯著的區(qū)別就在于城堡的數(shù)量。在中歐,今天大約還有2.5萬座城堡,有的保存完整,有的已淪為廢墟,就整個歐洲來看,城堡數(shù)量可能超過10萬座,而中國最多只有幾十座城堡。
中歐和中國的城堡有沒有根本區(qū)別或者相似之處呢?我們先來看看帝王建筑。它們在中國至關緊要,中歐的帝國城堡相對而言則有些無足輕重。從功能上來看,北京的紫禁城堪與德意志羅馬帝國皇帝的住所相媲美。
然而在中歐,17世紀以前都沒有固定的王宮,也就是沒有真正的都城。直到17世紀,維也納的霍夫堡才真正確立了王宮的地位,盡管在13世紀時,它就已經是為數(shù)眾多的邦候統(tǒng)治處所之一了。然而擴建霍夫堡,必須要以現(xiàn)有的城市結構為前提。德意志羅馬帝國皇帝不能隨心所欲地擴建這座宮殿,若要占用宮門以外的建筑,他必須從市民和修道院手中購買相應的地皮。因此,中歐所有的大型宮殿,從亞琛加洛林王朝時期的行宮到布拉格的城堡區(qū),再到維也納的霍夫堡,都沒有可以匹敵北京故宮的設計方案。只有位于維也納近郊的皇帝的夏宮美泉宮,因效仿巴黎郊外的法國王宮凡爾賽宮設計建造,在布局上才堪與北京相比,即以一座中心建筑為軸心,一條條長長的通道從宮門直抵宮殿的主要空間。
北京故宮始建于15世紀,其典型特征是一座規(guī)整的長方形防御工事。高高的宮墻由青磚砌就,上面是筑有雉堞的防御通道。宮墻的四隅和城門兩側都坐落著木結構的塔樓。然而在北京,這些塔樓并沒有為了保障兩翼的安全,建在環(huán)形城墻的外側。主城門東西北三面城臺相連,環(huán)抱一個方形廣場,既起到防御之用,同時也彰顯了皇家氣度。東西兩闕跨過護城河。主城門前方還矗立著兩座寬闊的門樓。它們位于皇宮外部長方形防御工事的沿線上,這些外圍工事的內部還建有兩座寺廟。即便是皇城外的這個區(qū)域,占地面積也要大于差不多任何一座中歐城堡。
故宮的特點是,幾座大殿沿著一條中軸線依次而建,大殿建于基臺之上,入殿需拾級而上,循殿后臺階而下,便又復回至庭院中。側翼建筑使得每座大殿前都形成了一個長方形庭院。不過由于這些側翼建筑不是直接相連而建,所以也可以從大殿的側面由一個庭院直達下一個。大殿都是木結構建筑,巍然矗立在高高的石頭基臺上,殿內沒有再修建內墻進一步劃分空間。多座大殿連成一線,殿前的庭院用作前廳,由此便形成了一個對于舉行典禮來說非常重要的建筑結構。
這種軸對稱的建筑形式在中國并非是宮殿特有的,寺廟同樣如此。有證據(jù)表明,公元前12—前11世紀就已經存在這種形式了(陜西省岐山縣鳳雛村,商朝或者周朝早期)。18世紀中葉,將康熙皇帝1694年在北京修建的一座宮殿(雍和宮)改建為喇嘛寺時,并沒有遇到什么困難,大部分建筑都可以繼續(xù)使用,此外又增建了少量屋宇。建筑結構基本保持不變。歐洲雖然也有把城堡改建成修道院的類似的工程,但是它們使得建筑實體在外形上出現(xiàn)巨大的改變,以致于除了外部的防御墻以外,城堡建筑群再無建筑部分保存下來或者可以識別出來(松嫩堡/南蒂羅爾,大科姆堡/巴登,奧伊賓堡/薩克森),教堂取代了大型宮殿群落,而且乍看上去外觀已截然不同。
鑒于現(xiàn)存城堡的數(shù)量較少,探究獨立于城堡存在的防御性建筑這個問題就變得很重要了。在北京北部的明十三陵可以觀察到有趣的現(xiàn)象。其建筑一方面沿襲了宮殿建筑和寺廟建筑的傳統(tǒng)形式,另一方面又具有特殊的防御元素。這里可以看到多座大殿沿軸線依次排列這種宮殿建筑元素。長方形陵宮由陵墻環(huán)圍,一間大殿跟多座大門構成其中軸線,后部緊連一座圓形或橢圓形土丘,加筑了雉堞的防御圍墻將土丘環(huán)圍在內,里面便是停放皇帝棺槨的玄宮。防御性建筑決定了這部分皇陵的外部形態(tài),陵墓入口是一座塔樓。
此外,中國許多城市的道路系統(tǒng)都規(guī)劃為方格網狀,除非受地形所限,只能設計為不規(guī)則形狀,這種道路系統(tǒng)恰恰也要求圍墻修建成直角。方格網狀道路系統(tǒng)和直角圍墻正是西安和平遙這兩座城市的特色所在,平遙城臨河的那面城墻是不規(guī)則的。許多保存下來的防御工事,外部圍墻都建有磚結構的側翼塔樓。中國的環(huán)狀城墻往往修得跟道路一樣寬,而在歐洲,不管是城堡還是城市,環(huán)狀城墻都砌得比較窄,勉強能夠容納兩個人并排行走。雖然中國城堡和城市防御工事的圍墻是磚砌的,但它們的塔樓通常為木結構。圍墻內的宮殿廳堂甚至幾乎無一例外都是用木頭搭建的。桁架結構——也就是由方木搭建框架,以薄木條、黏土或石頭填充其間的建筑物,雖然是德國一種重要的建筑形式,但自12世紀以來,防御墻、塔樓以及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基本上都是石砌的。
城市的城門有時會跟尋常的城堡大小相當,例如南京的南城門,它由四道券門構成,一個非常宏偉,另外三個雖然小一些,但依然有四五層樓高,四道劵門前后遞進式排列,其間形成開闊的甕城。在中國,防御工事往往就是——不管是城堡的城墻還是城市的城墻——帶有向外突出的塔樓的城墻,利用這些塔樓可以進行側面攻擊或掩護。在塔樓頂部的平臺,可以從側面向試圖攻克城墻的進攻者進行射擊并且形成夾攻。城墻只在雉堞所在的高度修有銃眼,也就是說墻體內沒有修建防御通道。這也與歐洲整個中世紀的防御水平相當。在古希臘羅馬時期,歐洲有些城墻,例如羅馬的古城墻,就已經修筑了可進行側翼防御的塔樓。
除了規(guī)則的王宮建筑以外,中國也有城堡,它們的任務是保障道路、關隘或者橋梁的安全,而非主要用作宮邸。這些任務不僅可以由城堡承擔,也可以交付于小城市。其中既有名又保存完好的一座就是北京西南部屯兵設防的小城宛平城。它守衛(wèi)著永定河上自12世紀晚期就確已存在的盧溝橋(“馬可·波羅橋”)。這座要塞城市修建于1638年,最初是一座只有純軍事任務的設施。然而,它的建筑形式更像是一座筑有防御工事的城市,而非要塞;與同時期的歐洲建筑相比,它顯然是為傳統(tǒng)兵器設計的,沒有修建適用于加農炮的棱堡。堅厚的城墻足以抵御輕型火器,即便面對1937年日本人的猛攻,也只留下了相對較小的彈孔。
這類規(guī)則建筑中另一個更加古老的例子是甘肅省的嘉峪關城堡。它是一座規(guī)整的長方形防御工事,作為長城沿線的要塞,守衛(wèi)著一處關口。這座防御工事由兩道外墻包圍,內側是矩形的環(huán)狀城墻,外建一道回廊圍墻,它們都是磚墻,建有防御通道和雉堞。拐角處都建有突前的防御工事,其墻體帶有一定坡度,上層結構為小型石頭建筑。相反,各座城門上方規(guī)模較大的建筑均是木頭結構。最初的防御工程大概始建于1372年,由黃土夯筑,城門上的樓閣則是在1495年前后,明孝宗弘治帝統(tǒng)治時期增建的。其余樓閣和回廊圍墻直到1536年才陸續(xù)修建完成。
一座為保障山中交通要道而建的城堡是海龍囤,它坐落在貴州省遵義市以北約30公里的龍巖山白沙村附近。這座據(jù)歷史記載始建于1257年的高地城堡并非規(guī)則建筑群,而是依山脊而建,因為1606年被毀,如今能識別出的也僅限于此。據(jù)記載,環(huán)囤城墻有九座寬闊的城門,由石頭砌就,狀似城門塔樓,上層建筑為木結構。城門旁邊有陡峭的階梯通向防御通道。在屯內發(fā)掘出了一座對稱式建造的宮殿。雖然在今天這是一個極其罕見的發(fā)現(xiàn),但顯而易見的是,這樣的城堡以前很可能常見得多。這種建筑類型與歐洲的城堡建筑群最具可比性;蛟S未來,在研究過程中會發(fā)現(xiàn)中國有幾十個、甚至數(shù)百個這樣的建筑群,但是目前,城堡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直到現(xiàn)在,中國藝術史才開始深入探究建筑藝術。
烏爾里希·格羅斯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