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橋上下的“沖突”

虹橋是汴梁城外有著特殊意義的視覺符號，同樣，它在《清明上河圖》中成了畫家苦心經(jīng)營的“畫眼”。如果“畫眼”一詞對于我

們還有些生疏的話，則可以做這樣的假設，全幅手卷就像一個向左右展開的舞臺，處在“畫眼”中的形象，就是站在舞臺中心的主角，無疑它會獲得更多關注的目光和燈光；如果將這張長五米多的畫卷比作一篇文章，那么這一段就是整篇文章的高潮處，所以解讀這段畫面所呈現(xiàn)的內(nèi)容，就成了歷來研究者的著力點。

顯然純粹從繪畫語言和技巧上來說，這一段也是畫面中最生動的地方。

“船與橋欲相撞，象征著畫中的社會矛盾到了高潮。”“在橋上還上演了一場鬧劇，即坐轎的文官與騎馬的武官互不相讓，轎夫與馬弁各仗其勢，爭吵不休……增添了更多的險情。”（余暉：《隱憂與曲諫——〈清明上河圖〉解碼錄》）這是學者余暉對于虹橋上下所發(fā)生的情形的一種解讀。他并進一步將這種我們在圖像中觀看到的“險情”解讀為“社會矛盾和沖突”的隱喻，并以此來達到向特定的圖像

觀看者（他認為是宋徽宗）曲諫的目的，這是眾多解讀中最有代表的一種。我們先不論余暉先生將《清明上河圖》歸于宋徽宗時期作品的準確性，而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分析，來看看它到底是繁榮景象下呈現(xiàn)的熱鬧，還是熱鬧景象下隱喻的沖突？

前面我們提到，虹橋的建造是為了針對汴河水流湍急常常沖廢橋柱的現(xiàn)象而做出的改變。一方面，飛橋沒有橋柱，不會受到汴河湍流以及河上浮冰等的沖擊，而造成以往柱廢橋塌的現(xiàn)象；另一方面，也方便了汴河上的船只的安全通行，避免了下行船只在水流湍急中失控與橋柱相撞，而上行的船只只要放倒活動的人字桅桿，借助槁櫓的推力就能順利通過橋梁。

首先，我們來分析一下虹橋下這艘正要通過的船只，以及它是否存在著與虹橋相撞的可能。我們在虹橋下所看到的這艘船只，是一艘超載的客貨混裝的客船。它的形制區(qū)別于我們在前面所說的專門用來在汴河上航行的漕船，根據(jù)規(guī)整的船窗板，以及一扇半啟的窗板中露出的穿紅衣裳女眷的形象推測，這是一艘運載官員及其家眷的客船。它吃水很深，超過了一般客船的吃水深度，應該在客船中還裝載了不少的貨物。

這艘客船的船舷兩側(cè)用粗繩和鐵鏈捆扎著十六塊大木板。在另一艘已經(jīng)通過虹橋停靠在岸邊的游船上，我們能看到這樣的大木板，這些木板是做什么用的？從僅有的文獻資料中，我們可以做以下兩種推測：一種可能是保護船只，南宋周密在《癸辛雜識續(xù)集》中記載海船時說，“凡海舟必別用大木板護其外，不然則船身必為海蛆所觸”。周密說的是在海上航行的海船，它和在內(nèi)陸河中航行的河船會有所不同，所以并不能直接作為這些木板是用來保護船只的證據(jù)。而且，也不是所有在汴河上航行的船只都捆扎上這么多木板，并且這些厚木板是重疊雙層捆扎的，這就超出了保護船只的本意。所以，另有一種可能是，這艘客船在載人之外加載了私貨。另外，熙寧年間（1068—1077年）的進士張耒的《續(xù)明道雜志》中記載了一則牌稅的筆記，“所謂牌者，皆大木板，每四片為一副，蓋一棺之用也”。這與我們在圖像中看到的一樣，每四片捆扎在一起。他的筆記后面繼續(xù)說明了，這種木牌多販運自湖南連、辰、邵等州。這些地方多大山，木牌價格便宜，販運者從這些地方販運到真州等地，沿途征稅雖重，但依然有利可

圖，那它們是否可能被販運到汴梁呢？

按理說“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從湖南路等地到汴梁的路途超過千里，從生意的角度上講是不合算的。但北宋時期，北方的森林被砍伐得十分嚴重，如沈括所說，“今齊魯間松林盡矣，漸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四）。北方因大型木材的匱乏，不得不借助南部山區(qū)的供應，這也是商品流通的一種必然。

從舷板上站立的兩個船家女性腰間所系像圍裙一樣的帷裳（用一幅布帛圍在女性的腰身之下，是裳的一種原始形制），這與我們在圖像中所看到的其他中原地區(qū)女性的外罩褙子的裝束完全不同，即便與一艘已經(jīng)靠岸的小木船中正在洗曬衣物的、同樣生活在船上的女性的裝束也不同。這種差異說明她們應該是來自與中原習俗有著較大不同的邊域之地。如果可以將這個圖像作為證據(jù)，則這些大牌來自湖南路等邊遠地區(qū)的可能性就是完全存在的。

這些木牌是否像張耒的筆記中記載的那樣，在販運的過程中被層層征收了關稅呢？這則很難從靜態(tài)的圖像中看出來。北宋時期，朝廷厚待官員，官員的船只在經(jīng)過各個稅場時是免檢和免抽稅的，所以一些商人會買通官員，答應負責其旅行的費用，而條件就是在其船上加載貨品來逃避稅賦，通過這樣的方式來獲取利潤。虹橋下的這艘客船，我們在前面已經(jīng)說過，它應該是艘載著官員家眷的客船。所以，無論是否有與商人合作，他們船上加載的貨品，包括我們在舷板邊看到的四幅大牌，都應該是免征關稅的。在北宋當時的語境之中，圖像的觀看者一定是十分熟悉這種現(xiàn)象，并明白畫家的用意，而我們今天的觀看者則只能做各種猜測了。這些帶有明顯符號特征的船只即將達到京都汴梁，它到底是指示著某位重要官員的進京，還是朝廷厚待官員士大夫的一種證明呢？不得而知。

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艘船只不存在與虹橋相撞的可能。汴河引黃河、洛河之水通泗水，河流的落差大，水流湍急，“舟之重者，汴河日三十里”（《五代會要》卷十五），重船在汴河上上行相當緩慢，船只必須依靠纖夫的拉纖才能航行；離開纖夫的牽引，則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所以，這艘船在桅桿放倒之后，失去了纖夫的牽引，其實在水流湍急的汴水中會不進則退的。我們從圖像中可以看到，船夫們正在努力地把竹篙插向河底，想以此來阻止船只的倒退和重新獲得船只前進的動力，這種動力在湍流的作用下是微弱的。所以，這艘客船不存在撞上虹橋的動力，周圍看熱鬧的人以及船上手忙腳亂的船夫，他們真正著急的反而是這艘船該如何順利獲得前進的動力來通過虹橋，而不被水流沖退回去。其實，只要再仔細觀察一下圖像，我們還可以發(fā)現(xiàn)另一個阻礙這艘船通過虹橋的障礙。從船頭四個船夫招呼的手勢，以及船艙頂棚上站著一老一少，她們的目光所及的方位，可以看到一只架在水面上的船櫓，穿過虹橋，我們發(fā)現(xiàn)一艘已經(jīng)落下

船錨的貨船正停靠在虹橋之下。正是它阻擋了客船通過虹橋的前方河道。這艘貨船上的船夫似乎聽到了后面客船的要求，正在急忙撈起停在水中的船錨。橋上左側(cè)看熱鬧的人也正在努力地指揮著這艘貨船趕緊為后面的客船騰出航道，這就是所有虹橋下熱鬧和矛盾的關鍵。在這里，筆者的語言遠遜色于圖像，高明的畫家用畫筆將圖像觀看者的心提了起來，同時他又巧妙地隱藏了矛盾的源頭。

其次，關于文官武將在虹橋上爭道的政治隱喻也是不存在的。根據(jù)宋代的禮制制度記載，宋代的文武百官多是騎馬，很少坐轎。據(jù)王得臣《麈史》記載，本朝近年唯有文彥博和司馬光兩公因為老邁臥疾，才被恩準乘檐子（轎子）（王得臣： 《麈史》卷上）。其余高官無論文臣武將都是騎馬。作為宰相的王安石出行也是騎馬，《宋史》中就記載過王安石騎馬過宣德門沒有下馬，馬夫被黃門所打的公案。在《清明上河圖》圖像的前端，我們已經(jīng)看到，官員騎馬、女眷坐轎的一行隊伍，這樣的情形在后面的圖像中還有多處出現(xiàn)。所以，可以肯定的是，虹橋上轎子中所坐的是一位女眷，她在虹橋上與騎馬的

官員相逢，這只是日常的一個生活場景，他們各自的引道人，一定能輕易地將這種矛盾化解，而不會上升到文官武將沖突的政治層面。

所以，我們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和眼睛觀看之后最直觀的感受：橋市上的熱鬧就是市場繁榮下的熱鬧，虹橋下的遠行而來的超載客船，或許在畫家筆下另有深意，但到目前為止我們能理解的，也就是筆者上面所說的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