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1945年的冬季，當夏爾·戴高樂將軍首次訪問蘇聯(lián)時，他去了斯大林格勒，這是德國軍隊涉足最遠也是敗得最慘的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戴高樂在凡爾登與德國人作戰(zhàn)時受傷并被囚禁兩年多，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他成為抵抗德國人的自由法國陣線的領(lǐng)袖。在頗為逼真的傳說中，戴高樂將軍站在斯大林格勒的廢墟間，對一位助手低聲說道： “Quel peuple ！”（這是什么樣的人民�。。┓�譯詢問道：“您是指蘇聯(lián)人？”“不，”戴高樂回答說，“是指德國人。”

戴高樂將軍在這塊飽受戰(zhàn)火摧殘的土地上所做出的簡潔精準的判斷很好地描述了過去一個世紀中充滿戲劇性的德國事件，這一點他有清晰的把握。他所提及的“人民”曾經(jīng)在 1870—1939 年三次攻擊了他的國家，德國人破壞并幾乎摧毀了有著悠久歷史的歐洲，他們犯下了在歐洲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種族滅絕罪。但是他也知道，德國人民具有非凡的創(chuàng)造力，對于戰(zhàn)后歐洲的復蘇而言，他們是不可或缺的。他掌握了圍繞在德國偉大之上深奧的晦澀之處。

本書記錄了我這一代親眼所見并親身經(jīng)歷的五個德國。我出生在戴高樂能充分理解的德國的艱難時期。我記得在我年幼時父母對魏瑪共和國的緩慢滅亡以及隨后迅速建立起來的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暴政的驚愕及沮喪：這種納粹暴政被如此多的人接受，反對者卻如此之少。我記得他們那些身為勇敢的民主捍衛(wèi)者的朋友，個個面臨失敗的厄運，其中有些人被謀殺，有些人被監(jiān)禁，還有人遭到流放。盡管我在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控制下的德國只生活了五年，但在那段短暫的時期我想到了一個懸而未決的棘手問題，對于這個問題，我用了整個職業(yè)生涯來試圖回答：普遍存在于人類內(nèi)心深處的潛在的邪惡為什么且怎么會在德國成了現(xiàn)實？

數(shù)十年的研究和經(jīng)驗使我確信，包括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在內(nèi)的通往窮途末路的德國道路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必然且不可避免的。德國的納粹主義根深蒂固，然而其發(fā)展原本是可以被遏制的。我所出生的這個世界，當時正處于一個可避免的災難的風口浪尖上。我逐漸意識到，對于打壓一切異端的偽宗教運動的誘惑，例如德國所屈從的那種，沒有哪個國家能夠不受其影響。自由的脆弱是我生活和工作中所獲得的最簡單、最深刻的教訓。當一幅過去歲月的未加掩飾的畫面—— 那是永遠不可或缺的—— 初看上去難以看懂時，我就會想起恩斯特·羅伊特于1913年發(fā)表的偉大信念：“民主的命運取決于對歷史的信仰�！�

作為一名歷史學者，在戰(zhàn)后的工作中，我只是間歇性地意識到我的生活和研究之間的關(guān)系。在我全身心地投入歷史學者的工作中時，我知道雖然克利俄允許效勞于她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但所有這些方式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超脫——合乎希望的是，借助于移情作用和縝密的想象，趨于活躍且富有生氣。我以美國人的眼光研究并為美國學生和讀者講授德國的過去。但我的美國生活經(jīng)歷最終有了一個重要的德國成分，因為作為一個美國的德國史學者，我被卷入了有關(guān)德國的過去的紛爭之中，這些爭論把一個失敗了的和分裂了的國家攪得動蕩不安，其本身就成了冷戰(zhàn)的主要戰(zhàn)場。也許我沒有預料到，當一個人完全經(jīng)歷了他個人所處的時代的劇變—— 破壞和獨特的建設輪流交替—— 之后，此人會開始以一種全新的、更為復雜的方式看待過去。而且，我越來越意識到，我所了解到的有關(guān)德國歷史的教訓與今天的美國具有一種令人不寒而栗的相關(guān)性。漸漸地，我又獲取了另一種德國人的生活，這種生活平行并從屬于我的美國生活。我逐步同時生活在兩個世界里，并從兩者中獲取了知識。非黑即白的思想殘余消退了，過去變成了一方不斷變換色彩的織物。

慢慢地，我了解到一些關(guān)于我的第三個和第四個德國的情況—— 在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不尋常的民主制度伴隨著爭議得到了發(fā)展；在蘇聯(lián)控制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則有著完全不同的制度—— 運氣和對公民行動的傾向使我成為“一個積極介入的觀察者”，此處借用的這個說法來自雷蒙·阿隆的自稱，對此他是名副其實的。我被時斷時續(xù)地從書房里和課堂上吸引到德國和美國這兩國政治生活的邊緣，并且自認為很幸運地能夠看到并回應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這些歷史事件正在塑造與美國產(chǎn)生了新的 關(guān)系的新的歐洲。我仍然將此看作歷史的公共事業(yè)。

數(shù)十年來，我一直回避去寫我的個人經(jīng)歷：我想在我的專業(yè)和個人之間保持恰當?shù)木嚯x。然而，就在我第一次返回我的故鄉(xiāng)—— 當年德國的布雷斯勞，如今波蘭的弗羅茨瓦夫—— 之后不久，我為我的孩子們寫了一篇個人返鄉(xiāng)記，我把它稱為“1979 回鄉(xiāng)記”。只是到了現(xiàn)在，我才完全意識到這篇文章的標題具有諷刺意味， 甚至可能有自欺欺人的性質(zhì)：所謂“回鄉(xiāng)”實質(zhì)上并非真正的回鄉(xiāng)。我是懷著最深切的好奇心去弗羅茨瓦夫的；我不認為我當時意識到那次旅程是一種探索，不知出于何因，我想要去看看我那已經(jīng)被摧毀了的家鄉(xiāng)，我那已經(jīng)不復存在的養(yǎng)育了我的國家。我的失落感被一種無處不在的感恩之情覆蓋，感謝我們在美國找到了第二個更美好的家園。但這篇短文確實是我第一次動筆寫有關(guān)回到我的誕生之地的情景，我將它附在下面，作為我最早的回憶的記錄……

因為我在本書中試圖記述的內(nèi)容多種多樣，所以我有許多次目的不同的返鄉(xiāng)之行。我在歐洲的工作同我在美國的一樣，經(jīng)常（也許太過頻繁）會脫離軌跡，朝計劃之外的方向發(fā)展，但其中一些會轉(zhuǎn)向家鄉(xiāng)方向，在這種情況下，我在政治和歷史方面的興趣就會把我?guī)Щ匾呀?jīng)發(fā)生變化的童年時代的老地方。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我從遠方觀察到弗羅茨瓦夫取得了一個新的重要意義：它成了團結(jié)工會的大本營，這個波蘭運動引領(lǐng)了東歐自我解放的道路，并且導致了德國的統(tǒng)一（我的第五個德國）。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書是一個有偏好的人生回憶錄，這個人生是由一個用五種不同的政治化身為它的靈魂及和解而奮斗的國 家塑造的，就是這樣的精神引領(lǐng)著我踏上了意想不到的、我所偏好的回鄉(xiāng)之路。

生活和學習已經(jīng)讓我相信歷史的開放性。歷史是沒有必然性的。去思考一下可能會發(fā)生的事情，以及原本會發(fā)生的事情，是理解確實發(fā)生了的事情的一個必要元素。如果像我所相信的那樣，個人的正派和有勇氣的行為能夠起到作用的話，那么它們就需要被記錄下來并永垂青史。我們認為，在一個自由社會中，不論怎樣受到先前存在的條件的制約，未來都是開放的，如果情況確實如此，那么公民參與也就成為一種道德上和政治上的需要。這一點也是本書的一個主題。

當然，我在美國寫作和教學的大部分經(jīng)歷受到了過去我的德國背景的影響。盡管此處我主要關(guān)注的是五個德國，但也寫了一些我個人的美國經(jīng)歷，雖然省略了其中對我來說一直是最重要的許多事情——我的發(fā)現(xiàn)和失望，與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歡樂，以及我的悲傷。這是因為我越來越擔心這個國家慷慨的自由精神，盡管其本身也需要更新和修正，然而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一直受到攻擊。我反對20世紀60年代激進的自由主義的反對者，從那以后，我注意到偽保守派和宗教激進主義者破壞了國家對理性和寬容的著名承諾。

我在歷史領(lǐng)域的工作中，記錄下了德國對自由主義的攻擊是如何在 19 世紀開始，并且在幾十年后的國家社會主義中達到高潮的。在做這項工作時，我試圖探究理性和魔性這兩方面因素的一些淵源，這些因素將德國的高尚同其獸性的爆發(fā)聯(lián)系在一起。紅衣主教紐曼（Newman）在19世紀60年代寫道，自由主義“現(xiàn)在幾乎不成其為一個黨派；它是受過教育的世俗世界……絲毫無異于那種深刻的、貌似可信的懷疑主義，我認為這是人類理性的發(fā)展，正如由自然人實際上付諸實踐的那樣”。紐曼筆下的寬容、質(zhì)疑的精神幾乎總是會煽動起左右翼極端分子瘋狂的仇恨。

此處，只要將我所了解的五個德國的歷史，與我在專業(yè)上研 究過的幾個德國、我的個人經(jīng)歷，以及我自己常常無意識的情緒聯(lián)系在一起時，我就是在試圖融合記憶和歷史—— 那些遙遠的孿生體，相互支持又彼此破壞。眾所周知，記憶是容易出差錯的，不論是對國家還是個人而言，它都會傾向于適合我們意志的、自私的變形體，這一點令我們非常苦惱。我知道還存在一種所謂的誠實的（和健康的）遺忘。然而，盡管存在缺陷和扭曲，但確實能回憶起過去的戲劇性情景，并暗示一些掩蓋了事實的感受。借助于我家三代人以書信形式保存的文字記憶寶庫（其規(guī)模之大令 人驚訝），我在這里提供一些關(guān)于重建過去的專業(yè)知識；我自己也有五十多年的日記，以及在過去幾十年里積累的大事記。我們都在尋找過去的真實的痕跡，這種吸引力是我們無法抗拒的，而且試圖用生命來加以填充。我們希望在分散的遺跡中和過去的各種文件中發(fā)現(xiàn)其之間的關(guān)系和意義。希望我可以說，接下來的是一種 “詩意與真理”的混合體—— 我只能希望兩者在其中會有所包含。

在寫作這本關(guān)于歷史和回憶的書時，我很快就從專業(yè)和個人的角度對歷史學者的真實面貌產(chǎn)生了一種看法。在佛羅里達州墨西哥灣沿岸卡普蒂瓦島的短暫假期中，我觀察到一群鵜鶘潛在一條有著豐富魚類的水道中捕魚；它們漂浮在水道湍急的河流上順流而下，但堅定不移地面向后方，然后，當水道擴大成一個潟湖，水流速度減緩時，它們飛回水道的源頭并再次潛入水中。它們無休止地重復著這個動作。這些鵜鶘就像史學家，我沉思著。我們也是生活在時代的潮流中，飛速前進，但也回溯過去，我們的觀點隨著每一朵浪花而變化，一路上都在尋求養(yǎng)分。只是我們不能重復過去的旅程，我們無法從頭開始。我所認識的幾個德國，盡管是不完全的也是一時的，但它們共同勾勒出了一個我們無法回歸的歷史性歐洲的終結(jié)，并且賦予了這個大陸一個更加謙遜、更加團結(jié)、更加和平的時代的開端。近幾十年來，我們在歐洲看到了奇妙而不可思議的和解，其本身也許就暗示著部分回歸。因此，這五個德國的歷史，可以將其視為一本關(guān)于政治和道德課程的教科書，或者是一個充滿恐懼和希望的劇本。對于淪落在20世紀這個有組織的獸行的地獄中的受害者，我們欠他們一座不朽的、充滿敬畏的紀念碑：請保持謹慎的警惕—— 須知殺死他們的鼠疫桿菌并沒有隨著他們的死亡而消失。加繆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