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治宋明理學，首讀《近思錄》及《傳習錄》，于后書尤愛好，及讀黃全兩學案，亦更好黃氏。因此于理學各家中，乃偏嗜陽明。一九三〇年春，特為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編撰《王守仁》一冊，此為余于理學妄有撰述之第一書。一九五四年來臺北，友好勸余重刊舊著，遂稍加增潤，改名《陽明學述要》，由正中書局印行。前后相距，則已二十有余年矣。然余于此二十余年中，思想逐有變。一九三七年在南岳，多讀宋明各家專集，于王龍溪羅念庵兩集深有感。余于程朱，亦素不敢存菲薄意。及一九四四年在成都華西壩，病中通讀《朱子語類》百四十余卷，又接讀《指月錄》全部，因于朱學深有體悟。一九五一、五二年，寫《中國思想史》及《宋明理學概述》兩書，于舊見頗有更變。及一九六〇年赴美講學耶魯，始創(chuàng)為《論語新解》，前后三年，逐章逐句，不憚反復，乃知朱子之深允。一九六四年，始竟體通讀《朱子文集》百四十卷，翌年又再讀《語類》全部。遂于一九七一年，完成《朱子新學案》。前后凡六年。此后又為《朱學流衍考》，自黃東發(fā)以下，迄于清代之羅羅山，逐家參究，乃于王學，更深覘其病痛之所在。本編匯集討論明代學術，乃若于王學多有指摘。回視最先所為《王守仁》一書，則已相距四十七年矣。余不喜門戶之見，尤念一九一六、一七年間，余授課于本鄉(xiāng)蕩口鎮(zhèn)之鴻模小學，暑假護送學生至蘇州考中學，隨身獨攜陽明《傳習錄》，于考場外客室中研玩不輟，距今則逾六十年矣。雖此六十年來，迭經喪亂，而古人書本，迄未放棄。尤于宋明理學家言，是非得失，始終未敢掉以輕心。讀斯編者，于編中各篇著作年月，及先曾刊布之諸種，幸能循其先后，統加披閱。余縱未敢自認為已得定論，然畢生心力所萃，決不愿于先賢妄有軒輊，則區(qū)區(qū)之誠，所欲掬誠以告于讀者之前也。又余為《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一篇，收入前編，發(fā)明元儒皆高蹈不仕，隱遁林野，其風迄明之開國不變。尤于讀《草木子》一書有深感，因悟宋明兩代政風不同。宋崇儒道，明尚吏治。永樂族誅方正學一案后，明儒淡于仕進之心，益潛存難消，故吳康齋特為明代理學之冠冕。陽明稍不然，乃游其門者，皆多無意于科第。故王學末流，惟盛唱人皆可以為圣之高論，而治平大道，多不顧及。道釋兩家乘機暗滋，而三教同歸之說遂成時代之潮流。東林蕺山起而矯之，而明祚已不永。此亦治明代理學者一極當注意之問題也。此乃關涉明史之部分，此冊所收各篇，于斯未有詳論，故特著于此，幸讀者其繼續(xù)深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