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新公共管理運動在西方國家興起，以結果為導向的預算績效管理逐漸被各國采納并推廣。而我國自1994年進行分稅制改革后，財政制度改革的重心也從財政收入轉向財政支出，推行了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支付、收支兩條線、政府采購等一系列改革，體現(xiàn)了以“財政支出績效管理”為核心的改革思路。與這些改革一脈相承的是，我國以財政資金績效評價為切入點，初步建立了從績效評價對象和內容的設定，績效評價目標的確定，績效評價指標、評價標準和方法的選用，到績效評價結果應用等在內的完整的績效評價工作體系。然而，如何將績效評價結果作為預算決策的依據(jù)，并將績效評價結果作為管理工具、溝通工具以及問責工具，促進績效改進，實現(xiàn)預算績效管理工作良性循環(huán)運轉，是當前值得我國研究者深究的問題。
　　從理論上看，“公共選擇理論”和“委托代理理論”等理論為開展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并將結果加以應用提供了理論基礎，績效評價結果可以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可以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還可以作為下一年度編制預算的參考，同時能為政府制定長期發(fā)展規(guī)劃提供依據(jù)。從我國實踐上看，自2003年起，我國陸續(xù)制定了一系列關于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管理辦法，尤其是2011年財政部發(fā)布修訂后的《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管理暫行辦法》，開始對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結果有了專門的規(guī)定。
　　調研發(fā)現(xiàn)，目前國內績效評價結果應用主要集中在項目層面，包括整改反饋與行政問責、政策調整與預算安排、評價信息的公開通報以及給予表彰與資金獎勵等。少數(shù)開始試點部門整體支出績效評價的部門或地區(qū)也在探索部門整體支出績效評價結果的應用。當前我國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結果應用中仍然存在諸多問題。一是對績效評價的認識不足，有些預算單位甚至認為績效評價就是審計，對每年的績效評價工作也有一定的抵觸心態(tài)。二是績效評價結果透明度不高，不少地區(qū)未公布績效評價結果，即使公開的地區(qū)，也只是選擇部分評價結果較好的項目進行公開。三是尚未明確“第三方評估”的適用限度，實際中出現(xiàn)盲目使用第三方評估的現(xiàn)象，忽視了單位內控和自我評估機制，在當前第三方評估還不夠獨立的情況下，評價結果尚缺乏一定的中立性，更需要單位內控機制作用的發(fā)揮。四是預算績效問責沒有落實到個人，問責的對象通常限于部門而非個人，責任不清的現(xiàn)象突出。五是績效評價結果落實與否難以度量和反饋，換句話說，績效評價結果應用的效果難以有效考察。
　　阻礙績效評價結果應用的深層次原因，主要包括制度和政策層面、績效理念層面和評價結果質量層面。從制度和政策層面看，目前我國涉及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結果應用的頂層設計文件主要有兩個，一是《預算法》，二是《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管理暫行辦法》。但政策僅僅是頂層設計的建設，難以真正落到實處，從而績效評價結果的應用仍然缺少實質性的制度保障。從績效理念層面看，經(jīng)過多年的實踐，我國預算績效理念初步形成，但由于相關工作仍在探索、推進、完善階段，部分地區(qū)和部門對績效管理工作認識仍不到位，在實際工作中更多地關注財政資金的“合規(guī)性”，而忽視了資金的“效率性”和“效益性”，對績效評價工作不夠重視，在評價結果應用方面被動應付。從績效評價結果質量層面看，評價結果欠缺一定的獨立性、科學性和權威性，一方面鑒于目前的政策體系，績效評價結果不具備法律效力。不僅開展績效評價工作沒有立法要求，同時績效評價報告也不經(jīng)立法機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審批，從而績效評價結果欠缺法律上的權威性。另一方面，績效評價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欠缺科學性，無法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