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恭祿是現(xiàn)代著名歷史學家，長期致力于中國近代史、中國通史和史料學的研究，近年來其主要著作不斷翻印重出，學界對其關注也與日俱增，因此搜羅整理其星散文字，梳理其求學與任教經(jīng)歷，略述其史學思想與現(xiàn)實關懷，對于進一步了解陳氏的學術成就與學術特點當不無小補。
　　一、求學與任教
　　陳恭祿，生于1900年7月28日，因病卒于1966年10月8日，江蘇省丹徒縣高資鎮(zhèn)人。陳氏出生于商人家庭，“辛亥革命前后，與弟恭禎同往鎮(zhèn)江求學，曾受業(yè)于鮑心增老師門下”。而鮑師同為丹徒人，光緒八年（1882）壬午科舉人，十二年丙戌科進士，十五年己丑朝考，以主事分吏部考功司兼稽勛司行走。到戊戌年（1898）補軍機章京，其一生最為光彩的便是在庚子年（1900）義和團事變時，一度抗顏上疏，而在帝后出逃前夕留守軍機處，得以隨扈西行參與機密。在陳恭祿后來撰寫的《中國近代史》“義和團之擾亂（續(xù)前）”一篇中，談到光緒帝在“西狩”途中下詔罪己，其文“多責臣下之語，而于此次禍變，淡然敘述，且有自護之處”，而陳氏據(jù)《鮑心增行狀錄》得知“諭旨由其擬成，中多沉痛之語，親貴將其刪去”。后來鮑氏作為“庚子西狩”的隨從功臣，在清末頗有升遷，一度擔任青州知府。武昌起義后，遁歸家鄉(xiāng)，以遺老自居，“蟄居斗室，課徒自給”，故陳氏求學應是在辛亥革命之后。鮑氏為人“確然自守，不為曲阿”，并不以學著稱，據(jù)筆者所見現(xiàn)存詩稿二卷、遺稿若干，當時上課“教童冠十許人，日以忠孝大節(jié)相激厲”。柳定生在《史學家陳恭祿先生傳略》稱鮑心增“對學生講解經(jīng)史，指導作文，背誦詩書，要求甚嚴，為學生奠定深厚的基礎”。而陳氏在后來的文字中，對這位啟蒙老師雖提及不多，惟在1939年1月《中國史》第一冊的自序中有過一段較為詳細的回憶：“余憶二十余年之前，從先師鮑心增先生讀書。師命圈點《御批通鑒輯覽》，并講授歷史書籍，為余讀史之起始，性頗好之，樂不釋卷。今則稍從事于整理舊史，而師先已病沒。追思昔日課讀之勤，不勝今昔之感，嘗在涕下，因以此書（《中國史》）第一冊紀念先師�！币虼岁愂蠌孽U師處所受的，除了舊學功底外，在品行氣節(jié)上所受砥礪或許更大。
　　1916年，陳恭祿赴揚州人美漢中學讀書，該校為美國教會所辦，經(jīng)此，陳氏的中、英文根底在中學時代已初步鞏固。1921年，考入金陵大學，該校亦為美國教會所辦，不過當時學校以農(nóng)林學科見長，文科相當薄弱。據(jù)1920年左右教育部對金陵大學的視察報告稱：“該校文科設立最早，雖有學制，仍照部章辦理，然內(nèi)容既欠充實，組織復多凌亂，故就一般而論，殊無成績可言。所謂內(nèi)容尚欠充實者……如哲學、歷史、政治、經(jīng)濟等科，在文科中皆為重要科目，而各科教員或由他科兼任，或尚付缺……中國文學、歷史等科，雖有中國教員二人，亦僅教授淺近文學，于重要文學、歷史科目未能顧及�！惫赎愂先雽W之初，應是鑒于學校學科的強弱，又本著科學救國的思想，一開始“選擇就讀于化學系，后因興趣不大，又考慮到中國是農(nóng)業(yè)大國，以農(nóng)立國……于是改學農(nóng)科，最后有感于日本之發(fā)展、印度之淪亡，又認識到自己的興趣所在是歷史，于是轉入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