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明白明代特務政治為什么特別發(fā)達，這得先從明代政治的極端中央集權化說起。

在中國歷史上，明代是實行中央集權最徹底的一個朝代了。別的方面姑且不論，單就官制這點來看，廢除宰相制度，便是極明顯的例子。

宰相的職務，在明代以前的每個專制王朝時代，都是統率百官，綜理機務，職權是相當大的。在一定的限度以內，他還可以稍稍牽制帝王們的獨斷獨行，使極端專制獨裁的政治得到一點調劑，稍稍削減皇帝的一點權柄，雖然這削減少得可憐。

但到了明代，連這點少得可憐的權柄都不愿削減了。明代第一個皇帝朱元璋獲得元王朝政權以后，起先也曾依照元朝舊制，設立中書省，有丞相等官。但不久以后，他就感到宰相權柄太重，不大放心，便在洪武十三年以丞相胡惟庸造反為借口，就“罷丞相不設，析中書省之政歸六部，以尚書任天下事，侍郎貳之” 。這樣一來，宰相的職權便分散在六部，而由皇帝來總其成。所以，明代的中央集權不僅是集權于中央政府，而且是集權于皇帝一人，是十足道地的獨夫政治，一切政務全取決于這個獨夫，這集權是“集”得再徹底也沒有了。

至于朱高熾以后的“內閣”，其職權表面看來好像和前代宰相有相同之處，以致后人稱為“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但實際上卻并不如此，黃宗羲說得好：

或謂后世之入閣辦事，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也。曰：不然。入閣辦事者，職在批答，猶開府之書記也。其事既輕，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內授之，而后擬之，可謂有其實乎？

既然沒有宰相，全國所有的政務都集中在皇帝一人身上，無論這個皇帝是怎樣地敏捷果斷、精力過人，要想完全照顧到，還是絕不可能的。于是，他就不得不找一些親信心腹來幫忙處理。但是朝廷大臣既不被信任，他要找親信心腹，就只有在自己生活圈子里去找。而宦官正是一天到晚跟在他身邊，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這樣，當然就非常容易地寄以心腹之任，叫這些宦官幫忙了。這一幫忙，政權便自然而然地落在宦官手中。這些宦官便是明代所稱的“司禮太監(jiān)”，他們才真是“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的。黃宗羲曾慨嘆地說過：

吾以謂有宰相之實者，今之宮奴也。蓋大權不能無所寄，彼宮奴者，見宰相之政事墜地不收，從而設為科條，增其職掌，生殺予奪，出自宰相者，次第而盡歸焉。有明之閣下，賢者貸其殘膏剩馥，不賢者假其喜笑怒罵，道路傳之，國史書之，則以為其人之相業(yè)矣。

國家大政既然操在獨夫的宮奴手中，內閣六部都俯首聽命于這獨夫的宮奴。獨夫政治發(fā)展到這樣局面，可以說是登峰造極無以復加了。而隨著這局面而來的，便是特務制度的產生，再隨著這局面的演進，這特務制度還要發(fā)展、加深、擴大起來。這原因是——

第一，獨夫既然不信任大臣，而把政權交付他的宮奴，他必然對大臣要由不信任而不放心起來。而大臣們自然也因為太看不下去或是爭權而要說些閑話，至少在背后也不免要“誹謗”幾句。這對于獨夫及其宮而要說些閑話，至少在背后也不免要“誹謗”幾句。這對于獨夫及其宮奴自然是不敬的。開頭的時候獨夫當然是臨之以威，用鞭笞屠殺來鎮(zhèn)壓，但這終究不是長久之計，而在背后誹謗他也無法知道，于是調查、偵察的辦法，自然就要被采用。

第二，獨夫獨裁到了這種局面的時候，他的專制權威必然是不容有絲毫傷損的。朝廷之上，他自己可以控制，但是朝廷外面，這權威是否受到損害，獨夫及其宮奴深居宮中，是無法知道的。這就必然要派人出來秘密偵察，寄以耳目。

第三，獨夫獨裁政治到了最厲害的時候，他不但對臣僚不放心，對天下所有軍民他全是不放心的。他必須經常知道外邊軍民的一切情形和動態(tài)，以便設法統治，于是特務調查制度也必然要嚴密地建立起來。

由于這三種原因，明代的特務制度就空前地發(fā)展起來了。這一發(fā)展，結果自然是造成更嚴密的統治，而這嚴密的統治又反轉過來刺激特務制度的擴大、加強、深化，于是這特務網就自然地逐漸遍及全國——至少也得遍及獨夫所在地的附近各省。

特務制度既然建立，那么負責主持這特務機關的頭子們，自然更必須是獨夫的心腹，于是這責任又自然而然地落在宦官及一些極少數的佞幸身上。所以，明代所有的宦官全都負有特務的任務，便是這個道理。

這就是明代特務政治特別發(fā)達的主要原因。這原因說明了特務政治是獨夫獨裁極端化的結果，特務和獨裁是結下了生死不解之緣的。

明白了這個“生死不解之緣”，底下便要分門別類地敘述明代特務政治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