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進入正文之前，筆者須就本項目的若干問題做些說明：

第一、本項目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理論的歷程及經(jīng)驗研究：1956��4——”，其一，項目最重要的關鍵詞是“歷程”，這就意味著它的研究對象屬于“歷史學”范疇；其二，它研究的是一種“理論的歷程”，這表明它是基于“思想史”的一種觀察和分析；其三，它研究的是一種“民主理論的歷程”，意即它研究的是一個政治學中的“政治思想史”范圍內的問題；其四，它研究的是“社會主義民主理論的歷程”，意味著它研究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思想史”中的一部分內容；其五，它研究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理論的歷程”，這里所謂的“中國特色”意即中共不斷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民主理論與中國國情，與中共領導的革命、建設、改革實踐進程相結合而得出的，適應不同歷史時期的理論結論和思維結果，或稱其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思想史”；其六，它要研究的還僅僅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思想”中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民主”。如以簡圖顯示，則能使讀者更為清楚的知曉本項目研究對象所處的學術位置（見圖一）

圖一：本項目研究對象所處的學術位置

第二、另外兩個關鍵詞也需作出說明。一是時間的起點是1956年4月。這是中共從一切以蘇聯(lián)為榜樣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維中解脫出來，進行自主探索的開始。其標志是這個月中共對外發(fā)表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jīng)驗》文章和對內毛澤東發(fā)表的《論十大關系》演說，其形其境堪比民主革命時期中共開始獨立領導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一種新的探索的開端（1927年8月）。至于其下限，則無以確定，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yè)正處于已興未艾，蒸蒸日上階段。尤其“中國夢”理念的提出，賦予了中華民族復興、社會主義復興和中華文明復興更為豐富的內涵。二是“經(jīng)驗”。以目前中國大陸理論界和學術界人士的理解，是在對過往歷史現(xiàn)象作出描述、分析、總結之后得出的結論。在本書中，筆者則是在對每個具體問題的來龍去脈作了交代時，作了評價和說明，以表示自己基于對該問題目前為止的歷史積淀基礎上的思考。在每一章的最后，有一個“小結”類的文字，以對所討論問題的發(fā)展脈絡，及其面臨的問題作出說明。因為本項目是具有歷史學性質的政治學課題，而且所涉問題正在發(fā)展過程中，作為研究者也正在觀察、認識之中，簡單地作出絕對性的結論，難以經(jīng)受時間（歷史）的考驗，所以這些“小結”所述的則是相對性的“結論”。

第三、與多數(shù)和本項目選題相近相似研究成果不同：作為一個歷史學課題，本項目并沒有按照眾所周知的中共官方黨史學、當代史學的歷史分期，即按照《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關于建國后32年（1949-1981）的“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和“歷史的偉大轉折”階段劃分來做描述、梳理，以及對其后的歷史，則以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為節(jié)點，進行述說。因為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思想歷程的階段分期與以現(xiàn)實重大歷史事件為節(jié)點的歷史階段區(qū)隔自然有所不同，或提前（先聲）或滯后（反響）。本項目只是從問題提出的先后及歷史影響的強弱，站在今天的認識視野下進行的排序，它們興許不符合官方史學的分段分期。譬如一講“大民主”，人們就痛心疾首，但它是怎么來的？又往哪里去了？其中具體狀況與大歷史分期自不完全一致。再譬如一講中共黨內的個人崇拜，人們總會想到1958年初毛澤東的“兩種個人崇拜論”，但起因在哪？與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有何關系？不少人是涉及到了，但造成它的影響的機理是什么？與中共理解的社會主義民主或人民民主專政是什么關系？既無多少人關注，也無問題史上限。所以，筆者按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的問題先后秩序，以及中共對它們的回應做內容進行梳理，以期從宏觀輪廓上對本項目所討論的問題從一個更新的角度進行梳理、說明。這自然與那些離開時空因素，僅憑文字資料作論據(jù)的，為某一現(xiàn)實目的服務的作品有區(qū)別。

由于本項目研究的對象是個政治問題，所以它也是一個政治學的選題。但是本項目在也沒有按照不少學者從當代西方政治學的學術范式和學理要求來進行研究。因為，這個項目所討論的內容是中共自1956年4月之后對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的認識。從我們查閱和運用的相關時段的資料內容看，它們與同時代（可以從“二戰(zhàn)”結束時起）西方社會政治學、政治思想和理論關聯(lián)并不直接——有時這些學理和論斷還成為中共輿論界、理論界批判的對象——當然有時黨的領導人偶爾也會引用少量的西方政治思想家的名言警句。另一個現(xiàn)象是，這一階段自中共八大至十二大中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等以黨中央集體名義所作重要的文獻，在闡述某一觀點時，多以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相關言論為立論依據(jù)，尤其是在闡釋政治理論——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的政略時，無一例外。盡管中共十三大之后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和每屆全會的決定、決議不再以此為論據(jù)，但是自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后在黨的領導人個人小范圍內的重要講話中，依然將它們作為引經(jīng)據(jù)典，增強說服力和感染力的材料。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理論依據(jù)源自經(jīng)典作家的論述，源自于中共老一輩革命家實踐經(jīng)驗基礎上的說明。正因為如此，本項目在論及相關問題時，必“祖述”馬恩，沿襲列斯；上溯毛澤東，中經(jīng)鄧小平，歷述江澤民、胡錦濤，現(xiàn)及習近平的論說。而不是以某個西方政治學家的分析框架來“解構”、“重構”中共的民主理論——一般所謂政治學“理論研究”者為之。

第四、按照所關注論題出現(xiàn)的先后，本項目的內容安排如下：

一，反對個人集權、崇拜和個人迷信的論說。這一論題之所以成為本項目的首選，是因為正是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對斯大林的全面否定，揭開了國際共產主義陣營反對個人集權、崇拜和個人迷信的序幕。對中共而言，其意義不僅僅在此，而是中共從“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模式下解放了出來，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的先河。不過，在其后的26年間，圍繞個人集權、崇拜和個人迷信問題，中共的認識幾經(jīng)反復，直至十一屆六中全會對毛澤東個人的歷史地位作出評價，十二大將“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寫進《黨章》才基本結束。

二、堅持民主集中制的理由闡發(fā)。從組織制度層面看，斯大林的錯誤的緣由和表現(xiàn)集中反映在破壞列寧主義政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和制度的民主集中制上。這個問題從總結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jīng)驗，到八大黨章修改報告的全面闡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理論探索之初，中共就有了較為清醒的認識。盡管毛澤東時代在理論發(fā)展中，中共的認識和時間有所失誤，但起碼從本心和形式上并未放棄。在鄧小平時期中共總結歷史教訓，中共對民主集中制作了具體化的制度規(guī)章安排。江澤民時期，因應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改革和全面對外開放的考驗，面對魅力型革命家告別政治舞臺，中共對黨的各級領導集體，領導班子內部的議事決策規(guī)則作了更為明確的要求。時至今日，這一制度的理論創(chuàng)新一直“在路上”。

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方法“小民主”的詮釋。斯大林在社會主義社會是否存在矛盾問題上的不確定性，對共產主義執(zhí)政黨應對國內政情的變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蘇共二十大之后，中共從歷史唯物論的角度對這一問題提出了鮮明的觀點，即在社會主義社會，社會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但總體不再處于對抗性狀態(tài)，而是表現(xiàn)為人民內部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非對抗性狀態(tài)。解決的方式也非暴風驟雨式的大規(guī)模群眾運動，而是可以通過“小民主”方式（“團結—批評—團結”）來解決�！蛾P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jīng)驗》、《論十大關系》、中共八大政治報告、《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jīng)驗》、《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都闡述著這樣的思想�！靶∶裰鳌北M管是一種方式的選擇，但背后卻蘊含著深刻的理論思考。

四、民主本質揭示的理論升華。民主是什么？蘇共二十大全面否定斯大林在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很快有了連鎖反應——人民群眾對共產黨政權用行動表達了不滿情緒。中共一方面靜觀事態(tài)的發(fā)展，一方面在幫助蘇共處理波匈危機，以及應對國內群體事件中，反復思考民主的本質問題。毛澤東既從哲學角度揭示了“民主”是一種手段的實質，又主張基層群眾的廣泛的參與，而且將它與反對官僚主義、修正主義等等結合在一起思考。新時期之后，中共在堅持人民民主本質要求前提之下，從現(xiàn)代化建設、政治發(fā)展要求出發(fā)，將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和民主作為“三位一體”的內容進行戰(zhàn)略謀劃，并更加關注民主建設的規(guī)律性依循、制度化設計。進入新時期新階段后，中共從推進“依法治國”方略和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高度，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認識升華到了新的境界。

五、“大民主”方式的來龍去脈和興廢理由的解釋。1956年的多事之秋促發(fā)了中共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的認識，以及解決方式的探尋。由“雙百”方針發(fā)展而來的“小民主”方式（“團結—批評—團結”），在開門整風時演變成右派“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方式。中共和毛澤東決定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予以回擊，很快取得成效。由此，“四大”為形式的“大民主”方式遂推廣到人民政治、社會、經(jīng)濟、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成為各種群眾運動的主要推手。新時期之后，飽受“大民主”痛苦的中共高層積極推動了去“大民主”合憲、合法化活動。但是，“大民主”作為一種群眾自發(fā)的政治參與方式，并未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在信息時代，它們又以虛擬世界新的面貌活躍在現(xiàn)實世界的角角落落，其合理性從什么角度理解？其合法性如何規(guī)范？執(zhí)政黨的觀點如何？也是一個值得人們關注的問題。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