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節(jié)選）

在十一世紀，仕于宋朝的官員漸漸開始以一種新的方式構想他們所屬的政治體。他們開始更加精確地界定政權的版圖——現(xiàn)在在他們看來，自然地貌特征，以及歷史上的長城，都可以是明確的政權邊界。換而言之，此時他們不再拘泥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傳統(tǒng)主權理念。他們開始談論一個同質(zhì)化的文化與生態(tài)領域，其邊界未必與王朝的實際領土相重合。在他們看來，屬于這個文化領域的人即他們所說的“漢人”；無論他們實際生活在哪里，即使處在周邊王朝的統(tǒng)治之下，都應該效忠同一個漢人政權。這些信念繼而點燃了一種情緒：宋廷有責任去收復位于其控制之外的“故地”。凡此種種的新觀念，又以北宋時期（960~1127）日臻成熟的東亞國際體系為背景。宋與其東北強鄰遼和平共處長達百年，這本身已是史無前例的事情；北宋也由此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對等外交的原則與草原政權相往來的王朝。與此同時，大規(guī)模、系統(tǒng)性的勘疆立界活動在各處邊陲展開，這在中國歷史上同樣前所未有。本書旨在追索、定位并解釋這些顯著的發(fā)展。

事實上，公元1000年之后，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正在經(jīng)歷著空前的變革。由唐（618~907）入宋（960~1279），“中古經(jīng)濟革命”大大促進了貨幣經(jīng)濟與貿(mào)易流通的發(fā)展，帝國的許多地區(qū)開始了高速商業(yè)化、城鎮(zhèn)化的進程。與此同時，主導中國社會近千年的門閥大族淡出了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以才能而非家世立身的新型精英。與這些變化相為表里的是儒學思想與民間宗教的革新，前者構建了新時代精英的倫理價值。這一時期也見證了商業(yè)印刷的涌現(xiàn)；閱讀人口因此持續(xù)上升，科舉規(guī)模不斷擴大。對于上述各種變革，學界已有許多論述。然而，盡管過往的研究對經(jīng)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變化有著細致的考察，還有一種變化雖同樣意義深遠，卻少有學者關注。這變化關乎中國自我認同的轉(zhuǎn)變，而這變化又以一個正在逐漸演進形成，并將主導東亞直至十九世紀的國際體系為背景。

本質(zhì)上，本書所探討的新的“發(fā)展”可以說是在中國社會政治精英中萌發(fā)和興起的一種“國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本書也探討明確界定的邊界，以及其他通常與后威斯特伐利亞歐洲體系聯(lián)系在一起的現(xiàn)象，并在此過程中叩問根深蒂固的現(xiàn)代性敘事。不過，筆者并不是要以此否認西方/非西方、現(xiàn)代/前現(xiàn)代的分野。誠然，在十九世紀，歐洲的國家體系成為全球的標準，這從根本上改變了東亞的格局。但同等重要的是，我們也不能將此前的傳統(tǒng)中國社會簡單化為停滯、一成不變的世界。對中國政治文化而言，十一世紀東亞的多政權格局有著不亞于十九世紀的深遠意義。它激發(fā)了新的觀念，催生了新的世界觀。凡此種種向我們呈現(xiàn)出世界史之中的另一種可能，一種不同于現(xiàn)代民族國家體系而又切實可行的國際關系結構。這另一種可能性由兩方面的因素構成：一是國族觀念（nation）在宋代的出現(xiàn)，二是新的世界格局在東亞的形成。

現(xiàn)代以前的國族主義與國族意識

1887年，在談到國家名號的時候，清代詩人與改革家黃遵憲（1848~1905）表達了一種深切的焦慮：地球各國，若英吉利、若法蘭西，皆有全國總名。獨中國無之。西北各藩稱曰漢，東南諸島稱曰唐。日本亦曰唐，或曰南京，南京謂明。此沿襲一代之稱，不足以概歷代也。印度人稱曰震旦，或曰支那。日本亦稱曰支那。英吉利人稱曰差那。法蘭西人稱曰差能。此又他國重譯之音，并非我國本有之名也。近世對外人稱每曰中華，東西人頗譏彈之謂環(huán)球萬國自居中，且華我夷人不無自尊卑人之意。在這之后，黃遵憲討論了一些可能的國名，并最終認定“華夏”二字的組合最為合適。因為，盡管包括了表示華彩的“華”字，該詞并無自詡世界中央的意涵。此外，黃遵憲還寫道，“華夏之稱”自古以來就被用來指稱超越朝代更替的中國文明。

這種對用語的詳細探討，在十九世紀末中國政治與思想的土壤之中絕非突兀。一系列屈辱的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以及1895年面對明治日本時的兵敗山倒，讓許多人開始相信：只有徹底的變革才能拯救中國。正是在這些年里，一直以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國際格局最終瓦解，基于西歐霸權的新國際體系開始形成。因此，對知識精英而言，中國不再是朝貢體系頂端的上國，而是世界民族國家之林的一員。在之后的一個世紀里，中國開始走上現(xiàn)代國家的進程，并在很大意義上取得成功，帝國龐大的人口最終成為現(xiàn)代意義上的中國公民。與此同時，國家開始界定其治下復雜的族群，將其納入民族的框架。由此，幾乎每個公民都被納入特定的民族之中；就這樣，占人口大多數(shù)的漢人就和少數(shù)民族明確區(qū)分開來。

當然，現(xiàn)代國家及國族認同的形成，本身是一個兩相“協(xié)調(diào)”的過程，一方面是建國者們的想法藍圖，另一方面則是人群中一直以來的歷史觀念或族群認同。事實上，黃遵憲的反思并非沒有先例。八個世紀以前，在北宋后期，士人朱彧有過相似的觀察：漢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國為漢；唐威令行于東南，故蠻夷呼中國為唐。崇寧間，臣僚上言，邊俗指中國為唐、漢，刑\\[形\\]于文書，乞并改為宋。謂如用唐裝漢法之類。詔從之。余竊謂未宜，不若改作華字，八荒之內(nèi)，莫不臣妾，特有中外之異爾。與黃遵憲不同，朱彧并不為名稱問題深感焦慮，而且在他看來，中國就在四夷的中央，凌駕于諸國之上。撇開這些差異，我們會發(fā)現(xiàn)朱與黃的講述在基本結構上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與黃遵憲一樣，朱彧也認為“中國”的歷史是一種超越了具體朝代的存在；這一超越朝代的實體需要有一個專門的詞語來指稱。朱彧同樣意識到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稱呼他的國家，他提到的西北和東南與黃遵憲的說法幾乎完全相同。兩人最終都選了相仿的詞來指稱中國，他們選定的詞中都包括了“華”字。由于朱彧的文字隨著他的筆記廣為流傳，很可能黃遵憲曾經(jīng)讀到過其中討論。許多個世紀之后，當黃遵憲寫下他的思索時，他很可能想到了朱彧。

在宋代的時候，人們開始以新的方式看待他們所屬的政權。這一說法，過往的學者就已經(jīng)提出。數(shù)十年前，田浩（Hoyt Tillman）與陶德文（Rolf Trauzettel）認為一種“原始國族主義”（proto nationalism）在十二世紀出現(xiàn)，這一觀念在很多地方與“德國式的浪漫主義國族主義”相似，“構成了通往中國國族主義的第一步”。在最近的研究中，葛兆光指出宋代有了一種“中國意識”，并認為這是近世中國國族主義思想的“一個遠源”。他注意到在宋代文獻中，“中國”一詞更加頻繁地出現(xiàn)（而這一詞正是現(xiàn)代中國的國名）；換而言之，如果說唐代的政治精英認為自己統(tǒng)治著“天下”，宋人則認為自己駕馭著一個國家（state）。鄧小南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她認為宋代政治觀念中出現(xiàn)了一種新的趨勢，把“民族、文化與其政權之范圍視為一體”。他認為宋明都旨在統(tǒng)治族群意義上的漢人，“他們無意開拓邊陲，除非那里已經(jīng)有了或可以支持起漢人聚落”。盡管學者們開始漸漸意識到一種關于中國認同的全新觀念在宋代浮現(xiàn)，但已有的觀察彼此相異，在更多的時候也是一種粗略的勾勒。然而，將它們納入一幅完整的畫卷，并追索這些觀念的起源，這樣的作品還暫付闕如。

要討論宋代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或國族意識，必須將宋代的情形與現(xiàn)代世界中的國族主義運動區(qū)分開。首先，本書將要討論的觀念僅關乎宋代的知識階層，而十九、二十世紀的國族主義意識會從方方面面影響到全體公民。事實上，對于人口眾多的現(xiàn)代中國而言，通過大眾傳媒、義務教育與統(tǒng)戰(zhàn)宣傳，很多人漸漸將自己看作一個統(tǒng)一民族（nation）的一分子。由此，二十世紀的大規(guī)模社會運動與軍事征募才成為可能。然而，在這之前，盡管知識精英確實構想著一個共同體，正如我們在宋代史料中可以清晰看到的那樣，但我們并沒有任何證據(jù)可以說明，當時占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普通民眾也對這一觀念產(chǎn)生了共鳴。因之，本書要討論的并不是民眾意識，也不是國家發(fā)動群眾的嘗試，而是在受教育階層內(nèi)形成的政治理念與認同觀念。

其次，宋人在構建統(tǒng)治理論的時候，并沒有訴諸國族主義觀念下對國民或族群的理解。在任何意義上，宋人都不具有法國大革命時的“主權在民”理念，即只有出于民眾自身的意志，政府才能合理合法地存在。包弼德較為詳細地考察了十一、十二世紀東北亞多政權格局對宋人帝國觀念的影響。唐人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皇權所及，自邊陲部落至于化外。到了宋代，這種“普天之下”的觀念就不再為人認同。與現(xiàn)代民族主義觀念不同，宋人并沒有將皇帝視為某個特定民族的統(tǒng)治者。相反，他們認為皇權僅限于四夷之中的文明世界。換言之，界定政權邊界的標準是文化而非族群。當然，種族上的區(qū)分在宋代已經(jīng)存在。但是，就如包弼德已經(jīng)指出的，它們“并沒有被當作構成國家統(tǒng)治思想的基礎”。在這一意義上，所謂皇帝并不是漢人的皇帝；受命于天的皇帝是整個文明世界的統(tǒng)治者，他們因此也統(tǒng)治著遷入帝國疆域并漸次漢化的非漢人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