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洪波博士的《從變文到元明詞話的文體流變研究》即將由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洪波于2010年來揚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其為人老實忠厚，學習認真扎實，特別勤奮，科研能力頗強。在校期間，他已經發(fā)表了近20篇學術論文，獲得由教育部頒發(fā)的博士研究生國家獎學金，還獲得若干其他獎項，受到老師和同學們的一致好評。他的博士學位論文以敦煌變文作為出發(fā)點，探討從變文到元明詞話的文體演變過程。這個選題可以說新穎，也可以說比較冷，比較難。論文考證比較周密，論述比較充分，注意借助中外文體學理論進行分析，結論較為可信，得到答辯委員會的較高評價。現(xiàn)在獲得河南省教育廳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優(yōu)秀著作資助項目的資助，得力于他自己的精益求精、不斷努力。
　　在中國說唱文體發(fā)展演變過程中，元明詞話有很重要的地位。它與唐代俗講和變文有諸多形式上一致之處，與章回小說、鼓詞和彈詞相比，與數(shù)量浩繁、類型多樣的寶卷相比，形式方面也有諸多相似之處。從形式特征和所處時間位置諸多角度分析，元明詞話都堪稱一種獨特的存在。在中國說唱文體發(fā)展演變過程中，元明詞話可能具有承上啟下的獨特作用，這是人們很感興趣的問題。然而元明詞話研究也有很明顯的難度，這就是存留的元明詞話資料不多，對元明詞話的研究也比較冷。實際上，□具代表性的元明詞話，也即人們所說明成化說唱詞話十六種，是20世紀中葉在上海嘉定偶然發(fā)現(xiàn)的。這種情況，與本書另一個研究重點變文的情形有一定類似。敦煌文獻包括變文在19世紀末被發(fā)現(xiàn)，當時也是充滿偶然性的，其價值也是逐步獲得認識的。好在敦煌學已經成為顯學，而且在世界范圍也是有影響的顯學。
　　敦煌變文在中國古代文學史尤其是中國古代說唱文學史上占據(jù)著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但諸如詞話、彈詞、鼓詞、寶卷等說唱文學門類受到變文的影響，而且宋元話本、明清通俗小說等亦受到變文的沾溉。20世紀初葉以來的變文研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有關整理校勘、編目索引、名義辨析、分類比較、形式淵源、思想藝術等方面的專著論文層出不窮，宗教學、歷史學、語言學和文學研究成果也非常豐富，攀錦詩等《中國敦煌學論著總目》與鄭阿財、朱玉鳳《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1908-1997》及《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2001-2005》等著錄甚多，但是專門從文體學角度對變文進行探討的論著卻并不多見。文體學研究在當今也漸成熱門，關于文體史料學、文體學、文體史、語體以及風格和文體方□□及思維方式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這些成果大多注目于中國古代雅文體如詩文以及詞體的研究，俗文學文體特別是說唱文學文體研究卻少有學者問津。元明詞話是變文、詞文發(fā)展到彈詞、鼓詞的橋梁，在說唱文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元雜劇中遺存的詞話、成化刊本說唱詞話、《大唐秦王詞話》、《歷代史略詞話》體現(xiàn)了詞話發(fā)展的四個重要階段。關于詞話，學界多傾向于將其納入說書、講唱文學、俗文學、話本小說或曲藝領域進行整體研究，或者結合彈詞、鼓詞、子弟書等說唱文學樣式進行比較研究。關于詞話的文體演變，尤其是詞話對于變文、詞文的繼承與發(fā)展，詞話文體演變的內在規(guī)律，少有學者進行專題研究。正因如此，洪波的《從變文到元明詞話的文體流變研究》就表現(xiàn)出一種體系性的探索精神，他把變文研究、元明詞話研究與文體學研究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以相關文本為基礎，以歷史文獻為支撐，以新興理論為指導，努力全面發(fā)掘和分析變文到元明詞話的文體流變軌跡，在選題方面的創(chuàng)新意義是值得肯定的。
　　關于變文，作者著重于分析變文之"新"、變文之"雜"、變文之"俗"。"新"字概括變文的體制之新、語言之新和風格之新；"雜"字歸納變文的文備眾體；"俗"字則總括變文的世俗性和通俗性，這些都顯得獨具只眼，令人耳目一新。關于《大唐秦王詞話》與成化刊本說唱詞話的專題研究，作者也有獨到的見解——強調其史化與詩化，追溯其與禮書的關系，探討其文體的二重性，這些也表現(xiàn)出較強的創(chuàng)新精神。
　　凡事知易行難，因為論文選題涉及敦煌變文、說唱詞話以及文體學等，時間跨度大，文體種類多，可以說是牽一發(fā)而動全身，再加上有關元明詞話的原始文獻又多語焉不詳，這給研究過程帶來了一定困擾。作者就從唐代變文人手，以時代順序廓清與元明詞話有關文體的演變線索及其內在規(guī)律，用專題研究的方式，突出重點，心有所得，有感而發(fā)，體現(xiàn)出較為明顯的問題意識，以及選擇性寫作策略。例如，元代詞話文本無存，就從元雜劇中進行鉤稽，分析元代詞話的具體形態(tài)和功用以及對明代詞話的影響；在分析宋元講史話本時，由于學界對其研究已經比較深入，就側重于對其中所引詩詞韻語的考證，別出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