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按照通史體例編撰, 起自古蜀建都, 止于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 時間跨度兩千多年。本書以專史體例設計全書結構, 按成都歷史進程劃分成四個階段: 先秦、秦漢時期成都城市的產生與初步發(fā)展; 隋唐、五代、兩宋時期成都城市的繁榮; 元、明、清時期成都城市的興衰; 近代成都城市的演變。每個階段都圍繞城市經濟、建設、文化的大勢大要, 論述成都城市的特色與優(yōu)勢, 揭示維系成都城市旺盛生命力的奧秘, 極具資政作用。該書系1993年版的修訂本, 作者在新的考古發(fā)現基礎上對原書做了訂正和補充, 并增加了必要的文獻資料, 使其更具史料價值。
這部《成都城市史》修訂本即將出版,距離初版問世的時間已有二十多年。隨著時光推移,驚人的考古新發(fā)現、典藏文獻資料的整理出版、研究成果不斷涌現、海量信息的傳播與交流、個人學識的積累與深化,舊日的著述亟須增補和修訂,使其更具參閱和借鑒價值。
即使從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在成都仿成陽建制建城算起,成都城市的歷史也有2300年之久。如果要從近年發(fā)掘的十二橋遺址、金沙遺址存續(xù)的年代(前3150-前2600)算起,成都應是擁有四千年以上歷史的古城。從古及今,城市雖代有興衰而城址從無變遷,亙古延續(xù)至今,生命力無限,是世界名城歷史中的一個典范,值得深入探討。南宋大吏袁說友在《成都文類序》中說:
益,古大都會也。有江山之雄,有文物之盛。奇觀絕景,仙游神跡,一蘋一木,一丘一壑,名公才士,騷人墨客,窺奇吐芳,聲流文暢,散落人間,何可一二數也!
這是從總體意義上來概括成都城市文化價值的,說明成都是一座充滿人文歷史勝跡、令人神往的城市。無怪乎袁說友在南宋慶元間(1195-1200)任四川安撫制置使兼成都知府時,那么重視成都地方文化;為了保護和存續(xù)成都歷代地方文獻,他聚集有識之士編撰慶元《成都志》和《成都文類》兩部巨構。
像袁說友這樣重視成都歷史文化價值的士大夫,遠的可以追溯到漢晉時期八位史家編撰的蜀中紀實:趙寧《鄉(xiāng)俗記》、來敏《本蜀論》,五家《耆舊傳》,王崇《蜀書》,王隱《蜀記》,常寬、杜龔《蜀后志》和常璩《華陽國志》。其中最有成效的是東晉的常璩,他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華陽國志》這樣具有不朽價值的鴻篇巨制,這部書被人稱為后世方志之鼻祖,詳審精要,史料價值甚高。
晚唐(唐宣宗大中六年)西川節(jié)度使白敏中囑“從事”盧求撰寫《成都記》五卷(《蜀中著作記》)。隨后,杜光庭撰寫了《續(xù)成都記》。宋初《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和《益州名畫錄》所引《成都記》,都出自盧求編撰的《成都記》,足見其可靠性。北宋慶歷(1041-1048)至熙寧(1068-1077),趙抃四度奉詔守蜀,知蜀事甚詳,他延聘蜀中飽學之士編撰《成都古今記》三十卷,舉凡成都重要史事均囊括其中,是為信史。而主持慶元《成都志》和《成都文類》總纂的袁說友,確定以唐白敏中主纂的《成都記》和北宋趙抃主纂的《成都古今記》為基礎,編撰《成都志》;同時搜尋匯集漢代至南宋淳熙間詩文,編纂《成都文類》,“其文凡一千有奇,類為十一目,為五十卷,益之文于茲備矣”。前者開成都編修方志之先例,后者集西漢以來與成都相關的詩類與文類,以饗后世,功在不朽。
作者:張學君,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四川省省志辦編審、原主任;張莉紅,成都市社科院研究員,二人皆為具有較高學術造詣和專業(yè)知識的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