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民報》的最初歲月，竭力站好地步，正確處理好報
社內(nèi)外的左、中、右各方關(guān)系，才能端住飯碗。
1945年8月28日是個不尋常的日子。這天下午毛澤東從延安飛抵重慶。他是應(yīng)蔣介石三次電邀，來進行國共兩黨和談的。幾乎是同一時刻，我也在這天下午三點多鐘到達重慶《新民報》所在的大田灣。毛澤東的消息是由《新華日報》首先發(fā)布的。當天的《新民報·晚刊》轉(zhuǎn)載了一條短訊。毛澤東怎么會親臨重慶與他的死對頭蔣介石言和呢？國民黨人事先紛紛預(yù)測，都說他決不會來，——來了就不回去。同情共產(chǎn)黨的人也不相信毛澤東會冒險深入龍?zhí)痘⒀�。真是出人意表：他來了。我也沒有想到，一到《新民報》就會碰上這么一條大新聞。
《新民報》每天出日、晚兩刊，編輯部是分早夜兩班工作的。我這個初來乍到的新人，一進辦公室就由剛剛認識的日刊總編輯方奈何介紹與同事們一一見面。同班的同事有梁維棟、吳乃琨、鄒震、俞理明、劉桂梁，全是“方的人”，梁、吳是老編輯，“行伍出身”，鄒、劉、俞為燕京大學(xué)新聞系科班出身。還有兩位的身份，過后方知：劉勵生是地下黨，饒孝善傳說是國民黨特務(wù)。方對我說：“趙蔭華信里已向我作了介紹，你是有經(jīng)驗的，今天你就算正式上班了。能碰到這樣的大新聞，很難得，一大喜訊喲！”像游子回家，我感到親切。隨即找到了與方相對的座位，看起稿子來。
這次去重慶市郊九龍坡機場采訪的是采訪主任浦熙修，她與《大公報》的女記者彭子岡是新聞界的老姐妹，志同道合，并肩戰(zhàn)斗，十分活躍。毛澤東到重慶的消息，國民黨中宣部通令各報“低調(diào)處理”，到機場采訪的只限外國記者。浦熙修、彭子岡兩人是《新華日報》采訪主任石西民得到內(nèi)部通知、才坐一輛吉普車趕往機場的。我已久聞浦熙修之名，這天沒有見到面就看到了她的稿子。她詳盡地報道了毛澤東從機場到臨時下榻的張治中公館、一路受到街頭群眾歡迎的盛況，反映了大后方人民對和平、民主的殷切期望，我做的標題是《走向和平建國之路——毛澤東為團結(jié)而來》。
《新民報》社址本來在重慶市區(qū)通遠門七星崗，1937年5月3日、5月4日和1940年8月18日的敵機大轟炸后，疏散到了西郊大田灣。除了編輯、經(jīng)理兩個部門在一幢兩層樓上下辦公之外，所有職工宿舍是竹籬涂泥、稻草蓋頂?shù)暮喡�茅屋。做夜班的日報職工夜半由報社供�?yīng)一頓消夜。早晚兩頓我都在方奈何家搭伙。因此我與方相處，與眾不同，他當我是“自己人”，事事都很照顧。
采訪部為便于工作，仍在七星崗，對面是大轟炸后僅存的一幢樓房，樓下是營業(yè)部，樓上是社長陳銘德夫婦的辦公室——他是《新民報》的創(chuàng)辦人、南京新民報股份有限公司的總經(jīng)理；夫人鄧季惺是公司協(xié)理兼《新民報》重慶社和成都社經(jīng)理。陳銘德是個辦報的能人，很能惜才養(yǎng)士。雖然我進報社之后一個多月才見到他，并得到他的認可，但在此前早已聽說關(guān)于他“夫妻老婆店”的創(chuàng)業(yè)史。他是四川長壽人，長得疏眉朗目，待人熱情懇切，是一個劉備型的老板。上世紀二十年代畢業(yè)于北平政法大學(xué)新聞系，曾在中央通訊社任編輯，早年與王昆侖、許寶駒等同學(xué)一同加入國民黨，但始終只是掛個名，并不參加組織活動。因為他看到新取得政權(quán)的國民黨很快變質(zhì)，實行專制獨裁，鉗制言論自由，越來越背離孫中山的政治主張，苦悶之余產(chǎn)生了自己辦一張獨立于體制之外的民間報的想法。中央社的青年編輯吳竹似、劉正華跟他旨趣相同，業(yè)余之暇常上夫子廟的茶館商量辦報的事。中央社南京分社主任余唯一是四川同鄉(xiāng)，很支持年輕人的抱負，幫他們出主意，又讓陳銘德脫身出來籌備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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