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回聲，心靈的合唱
有人說，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潘天壽卻說：詩中有書，書中有詩。（《聽天閣畫談隨筆》）蓋書法也有意象，唐人張懷瓘《文字論》曰：

探文墨之妙有，索萬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雖跡在塵壤，而志出云霄。靈變無常，務于飛動。……探彼意象，入此規(guī)模。忽若電飛，或疑星墜，氣勢生乎流變，精魄出于鋒芒。

所謂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靈變無常，務于飛動云云，就是書法之點線盤旋運動，或疾或徐，或勒或趯，或提或頓，或波或磔，或粗或細，或疏或密，從而形成詩樂般的韻律。一件好作品，無異一段活潑潑的生命之流。詩、書、畫佳作皆為生命之形式，其相通處在此。是以張旭見公孫大娘舞劍器因悟草書，吳道子觀裴將軍舞劍而畫法益進，杜少陵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而寫下好詩。文藝以再現(xiàn)生命的律動為境界，是中國文化精神之所在。中國書法處于有形無形之間，不受羈束，其點之運行而成線的形式，更直觀地逼近生命的律動，心電圖以動態(tài)的曲線表現(xiàn)心律便是現(xiàn)成的佳例。 詩中有書，書中有詩豈妄言哉！再者，杜詩所具有的抑揚頓挫波瀾疊起的語言風格，與書法以點線運動取勢的運作方式有著心理上的同構(gòu)關(guān)系，二者拍合，相得益彰。職是之故，書杜詩遂乃與杜甫詩意圖一道，為歷代書畫家所青睞而蔚成大宗。
宗白華嘗言：中國樂教失傳，詩人不能弦歌，乃將心靈的情韻表現(xiàn)于書法、畫法。（《論中西畫法的淵源與基礎(chǔ)》）書畫與詩同其可貴的，正是其中所包蘊著的抒情主體的心靈情韻，二者所以能位列一起與詩歌溝通對話也端在于此。由此而言，篆刻又何獨不然呢！
以杜詩為題材的書、畫、印，排除文抄公與趕時髦者不必論，其作意之大端有二：一是懸之以陶冶性情，一是借他人之酒杯，澆胸中之塊壘。原文藝之始，是人類的自我意識，一種集體記憶，所以中國士大夫尤其強調(diào)詩要一唱三嘆，反復涵詠，手寫心追，以此不斷將其內(nèi)化，用來陶冶性情，構(gòu)建民族文化的集體意識。杜甫作為中國文化托命之人，一人心，一國之心的典型，在宋代便確立了其詩圣的地位，這也是杜詩成為歷代書畫家首選對象的內(nèi)在原因。文天祥《新淦曾季輔杜詩句外序》云：

世人為書，務出新說，以不蹈襲為高，然天下之能言眾矣，出乎千載之上，生乎百世之下，至理則止矣。虛其心以觀天下之善，凡為吾用，皆吾物也。

杜詩語言的直覺性及其對心理形象的創(chuàng)構(gòu)，能道人心中事，言人所難言，且海涵地負般的豐富性幾于無所不包，后人以杜詩代言，緣情寫志，有他的道理在。尤其是杜詩慨世還是慨身一人心，一國之心的特點在動亂年代更能引發(fā)志士仁人的共鳴。南宋李綱于此體會甚深刻，《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云：

子美之詩凡千四百三十余篇，其忠義氣節(jié)、羈旅艱難、悲憤無聊一見于詩……時平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之后，誦其辭如生乎其時，犁然有當于人心，然后知其語之妙也。

同為南宋民族英雄的文天祥《集杜詩自序》所言尤痛切：

余坐幽燕獄中，無所為，誦杜詩。稍習諸所感興，因其五言，集為絕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覺為吾詩，忘其為子美詩也。乃知子美非能自為詩。詩句自是人情性中語，煩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數(shù)百年，而其言語為吾用，非情性同哉！

顯然，杜詩的真性情具有強大的感染力與沖擊力，入人至深，其儒學精神在那個歷史階段則起到穩(wěn)定傳統(tǒng)、團結(jié)整個民族的作用。明清之際蓬起的杜詩書畫可加深我們這一理解，本叢書所收甚富甚精，讀者細審必得。
于是乎杜詩成為至理人情性中語，具有符號性，口吟手寫杜詩成為陶治性情、塑造人的心靈之重要手段。明了這一層非常重要，它幫助我們理解杜詩書寫、繪畫、篆刻的獨特意義，同時也為當今文藝界解決形式與內(nèi)容如何相適應問題提供了有益的參照。名畫《杜甫詩意圖冊》作者陸儼少現(xiàn)身說法，說自己用功是：四分讀書，三分寫字，三分畫畫。 所言讀書，特嗜讀杜。其自序提到抗日戰(zhàn)爭期間入蜀，獨攜杜集自隨，并以蜀山蜀水證諸杜集，此后經(jīng)文革直至晚年，屢蹶屢戰(zhàn)，盡平生仰慕之忱作此百幅杜甫詩意圖，詩書畫妙合無垠，令人讀之動容。嗚呼！天下蕓蕓學杜甫，能得幾人用心之苦如陸公者？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因其天時地利，集詩歌、書法、繪畫、印篆于一編，可謂好雨知時節(jié)，潤物之功無量，喜極而為之序。

林繼中 張家壯
丁酉秋分謹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