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劉林海教授把我關于歐洲中世紀語言與權力的書介紹給中國讀者。不同的語言與語域，無論書面的還是口頭的，共存于西歐，這是一個漫長而又復雜的故事，也與中國的情況有質(zhì)的不同。幾千年來，雖然中國也存在各式各樣的口語方言和語言，但文獻傳統(tǒng)的主流是，在文學表達、政府事務還有公共及私人通訊方面，則有一種標準的書面語言。歐洲的語言都是由語音字母構成的，漢字則不同，是由語素構成的，是獨立于語音的。在整個歷史上，這使得文言文服務于一個統(tǒng)一的精英通信體系成為可能，也可以控制廣大的區(qū)域而不用擔心語言的不同。這個區(qū)域不但包括有著數(shù)百種口語方言的當今中國，還包括語言與中國非常不同的朝鮮半島、日本和越南。在某種有限的程度上，從羅馬帝國到中世紀的數(shù)個世紀里，拉丁語在西方扮演著類似的角色。然而，因為書寫拉丁語的語音字母也可以用來記錄和復制其他語域、方言和語言，對書面文獻而言，用與標準拉丁文迥異的語言復制演說的書面文本也就更容易。再則，因為拉丁文并非總是、也沒有被所有的人接受為政治和宗教通信的唯一合適語言，語碼切換、引入方言術語乃至用方言書寫全部文獻，也就能作為吸引各共同體的不同元素的策略。
在現(xiàn)代，語言與民族認同已經(jīng)變得與政治和大眾論題密切相關，而中國和歐洲在語言與權力關系研究的一個共同領域或許在于其方式。在早期中世紀的西方，語言的分別并沒有制造明確的政治乃至文化共同體。然而，從18世紀起，知識分子和政治家們在其政治修辭中日益將語言和民族認同相提并論。當然，說這些標準語言的人在宣稱它們?yōu)槠涿褡逭Z言的國家里并不占人口的絕大多數(shù)，因而用民族教育以取代地方或區(qū)域方言的過程就是必要的，推行的力度有時則相當大。正如自1930年代起，國語成為（中國）學校教育、媒體和正式論題的標準民族語言。在整個歐洲，某些優(yōu)勢方言，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人為的方言也成為民族教育和公共論題的標準。不僅如此，歐洲民族主義的壓力導致19世紀的知識分子們將這些現(xiàn)代語言投射到過去，以便聲稱這些語言事實上是古老的，并帶有個體民族的獨一無二的特性，經(jīng)年不變。其結果是，如果不了解首先發(fā)現(xiàn)并誤解它們的學術史，就無法了解中世紀早期的語言歷史。這種學術史強行把它們變成一種錯誤意義上的民族史，而其遺產(chǎn)則繼續(xù)對當今的歐洲施加壓力。
帕特里克· J. 格里
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