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法律與文學是一個頗令人糾結(jié)的主題。
從學術(shù)行業(yè)的角度看，法學家常對其避而遠之。法學家會說，文學似是有些思緒飄逸、思維浪漫的，文學還會突出個性體驗、主觀傾訴，希望調(diào)動情緒及情感。換言之，文學附著了太多不能簡單運用理性邏輯加以把握的內(nèi)容。在法律與文學中，探索對于法律事業(yè)有何幫助，或?qū)Ψ�律的理解有何推進，曰之學術(shù)價值，尤其是實用價值，就法學家的感覺而言，預期結(jié)果難免會令人疑慮躊躇，但法律與文學還是逐步孕育、發(fā)展起來了。
從中國看，1997年至2007年，相關著述數(shù)量平穩(wěn)。2008年至2017年，又能見到許多專著、譯著或文集面世，還有數(shù)量若干的論文及文章發(fā)表。例如，2017年，蘇力的專著《法律與文學：以中國傳統(tǒng)戲劇為材料》（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精裝版出版，劉燕的專著《法庭上的修辭：案件事實敘事研究》（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出版，［英］瑪麗亞·阿里斯托戴默的《法律與文學：從她走向永恒》（薛朝鳳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和［英］伊恩·沃德的《法律與文學：可能性及研究視角》（劉星、許慧芳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作為譯著出版，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編輯的文集《法治視野下的文學與語言：文學·語言·法治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2014年，劉星顯的專著《法律與文學研究：基于關系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許慧芳的專著《文學中的法律：與法理學有關的問題、方法、意義》（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和白慧穎的專著《法律與文學的融合與沖突》（北京：知識產(chǎn)權(quán)出版社）出版，中國法學會法制文學研究會編輯的文集《法治文學與法治中國》（北京：群眾出版社）出版。2013年，陳文瓊的專著《國家政治語境中的法律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2012年，范玉吉主編的《法律與文學研究》（第1輯）（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出版。2010年，［美］瑪莎·努斯鮑姆的《詩性正義：文學想象與公共生活》（丁曉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作為譯著出版。以法律與文學為主題，在中國知網(wǎng)檢索論文及文章，大致統(tǒng)計，2017年有16篇、2016年有13篇、2015年有24篇、2014年有18篇、2013年有13篇，2012年有9篇、2011年有20篇、2010年有17篇、2009年有15篇、2008年有11篇。
而從世界看，根據(jù)維基百科法律與文學詞條介紹（編輯截止時間2018年12月8日），起源于北美的法律與文學運動，目前在歐洲也是竹外桃花三兩枝。例如，荷蘭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的蓋克爾（Jeanne Gaakeer）教授和德國吉森大學的奧爾森（Greta Olson）教授主持著歐洲法律與文學學術(shù)網(wǎng)（European Network for Law and Literature Scholarship），挪威卑爾根大學的林內(nèi)伯格（ArildLinneberg）教授主持著卑爾根法律與文學學院（The Bergen School of Law and Literature）。此外，北歐有活躍的北歐法律與文學網(wǎng)（Nordic Network for Law and Literature），意大利法律與文學協(xié)會（Associazioneitalianadiritto e letteratura）設立了自己的網(wǎng)站，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建立了意大利法律與文學社團（The Italian Society for Law and Literature）網(wǎng)。2013年，意大利卡爾皮（Daniela Carpi）教授和荷蘭蓋克爾教授編輯出版了《話語相傳：法律與文學的無形張力》（Liminal Discourses: Subliminal Tensions in Law and Literature.Berlin/Boston: DeGruyter）。2011年，卡爾皮教授自己編輯出版了《通過文學的生命倫理學與生命法律學》（Bioethics and Biolaw Through Literature. Berlin/Boston:DeGruyter），奧爾森教授編輯出版了《十年敘事學的發(fā)展趨勢》（Ten Years On(2011) Current Trends in Narratology. Berlin and New York: De Gruyter）。而在英國，諸如弗里曼（Michael Freeman）、劉易斯（Andrew Lewis）、阿里斯托戴默（Maria Aristodemou）、吉雷（Adam Gearey）、沃德（Ian Ward）、威廉姆斯（Melanie Williams）、多林（Kieran Dolin）等一批活躍學者，同樣出版了若干有影響力的法律與文學的著作。
即便是在北美，相關研究仍在穩(wěn)步推進。例如,2018年，法律與文學運動主要成員美國奧克蘭大學漢娜（Michael Hanne）教授和斯坦福大學韋斯伯格（Robert Weisberg）教授編輯了眾多該運動參與者撰寫的論文集《敘事、隱喻和法律》（Narrative, Metaphor and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該運動主要成員美國葉時瓦大學威斯伯格（Richard H. Weisberg）教授撰寫了論文《卡多佐的法律與文學：其司法寫作風格指南》（Cardozos Law and Literature: A Guide to His Judicial Writing Style, Touro Law Review. Vol. 34, No. 1 ［2018］, pp. 349-358.）。2017年，斯坦福大學梅勒爾（Bernadette Meyler）教授和康奈爾大學安克爾（Elizabeth Anker）教授編輯了同樣是眾多該運動參與者撰寫的論文集《法律與文學的新動向》（New Directions in Law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布魯克斯（Peter Brooks）教授發(fā)表了論文《線索、證據(jù)、偵查：法律故事》（Clues, Evidence, and Detection: Law Stories, Narrative. Vol. 25, No. 1 ［Jan., 2017］, pp. 1-27），美國紐約大學布魯納（Jerome Bruner）教授發(fā)表了論文《敘事和法律：如何相互需求》（Narrative and Law: How They Need Each Other, in Brian Schiff ［ed.］, Life and Narrative: The Risk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Storying Exper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年，美國西弗吉尼亞大學歐內(nèi)斯特（John Ernest）教授編輯了包含了若干法律與文學論文的論文集《牛津非裔美國奴隸敘事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Slave Narra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加拿大麥吉爾大學亞當斯（Wendy A. Adams）教授出版了專著《流行文化與法律多元主義：敘事與法律》（Popular Culture and Legal Pluralism: Narrative and Law. Abingdon: Routledge）。2015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約翰遜（Nancy E. Johnson）教授編輯了論文集《奔放的法理學：法律、文學和激情1760-1848》（Impanssioned Jurisprudence: Law, Literature and Emotion 1760-1848. Lewisburg: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2014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斯坦恩（Simon Stern）教授撰寫了論文《法律與文學》（Law and Literature, in Markus D. Dubber and TatjanaHornl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rimi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年，美國法律與文學的主要雜志之一《法律與文學》（Law and Literature），發(fā)表了戈登（Randy Gordon）、格魯尼沃爾德（Ralph Grunewald）、德爾馬（Maksymilian Del Mar）、阿馬亞（Amalia Amaya）、西蒙首山（Moshe Simon-Shoshan）、科諸斯（AudunKjus）等學者的一系列關于法律與文學的論文（Law and Literature. Vol. 25, No. 3 ［Fall, 2013］）。
即使學界熟知的對法律與文學運動不甚欣賞的波斯納法官，早在2009年，便出版了《法律與文學》第三版（Law and Literature, 3rd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所有這些，當然不能和傳統(tǒng)的法學研究領域（還有諸如法律經(jīng)濟學等跨學科研究）相提并論，相當一些學者，特別是中國的某些作者、譯者，包括文學界的研究者，或許還不那么顯赫，但仍能看到，什么叫作破繭化蝶，什么稱為春風吹又生。
其實，對法學研究領域而言，只要不是銷聲匿跡，就說明了其總有意義，有價值，還能再思考，重新召喚。因為，法學源自法律，法律源自生活，既然如此，兩者就會在歷史的譜系中隨重復性的生活而往復不斷、時隱時現(xiàn)，也可以說，我們完全可以等待風水輪流轉(zhuǎn)。不應忘記，太多的法學理論，曾經(jīng)壓抑許久后蓬勃爆發(fā)，或名噪一時后沉寂失勢。法學知識像其他知識一樣，一定會基于無所不在的知識/背景、知識/權(quán)力的糾纏關系，重復時隱時現(xiàn)的故事。
本書試圖進一步推進法律與文學研究，同時又希望落腳于法學，為法學的目的服務，使其更加實際有用。因此，本書嘗試將法律與文學研究投入中國基層司法的領域。這或許是一個新的努力方向。如此之**個具體目的，在于觀察在這一領域中法律與文學是否可以拓展自己的理論脈絡；第二個具體目的，是查驗法律與文學是否能為中國基層司法甚至更廣泛的基層司法，提供新的法學理解，甚至重塑哪怕是部分的司法理論。至于兩個具體目的是否存在循環(huán)追求，答案則是不會也不應該是。某些物體放入水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不同的狀態(tài)之變化，反之，我們也可以發(fā)現(xiàn)水本身也會因之呈現(xiàn)出不同的樣式。
當然，所有學術(shù)目的之*終檢測，在于學術(shù)市場。
期待，對我而言只有期待。

作者2018年12月于北京慈云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