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獲譽 以學科前沿成果為基礎，合理兼顧不同視角，筆法精湛。 　　——沃爾夫岡· 米夏爾卡，《以史為鑒》（Geschichte für heute），2012年第4期 歷史書寫的杰出之作。 　　——威廉· 馮· 施特恩布爾格，《法蘭克福評論報》（Frankfurter Rundschau） 這部集大成之作行云流水又扣人心弦，歷史評價謹慎、恰當，風格獨特，尤其是因為溫克勒的書寫拋棄了以往與政治決策史緊密相連的寫法，而轉向政治思想的世界。 　　——迪爾克· 舒曼，《南德意志報》（Süddeutsche Zeitung），2011年9月26日 溫克勒并非為了未來的學術發(fā)展而寫這部著作，他的目標讀者是更廣大的、愛好歷史的人群。沒有第二位歷史學家能像他那樣精妙地將分析和敘事結合起來。他深知應如何馴服龐雜無序的史料，并將多面信息歸納為可靠的結論。他的寫作時時關照國際學界的研究成果，卻直觀明了，絲毫不讓讀者生出畏讀情緒，幾乎忘卻要讀懂一部大部頭曾是多么艱辛�！�…溫克勒里程碑式的《西方通史》是其博學的結晶——其敘事氣魄非凡，判斷細致周全，文筆簡潔有力。 　　——沃爾克· 烏利希，《時代周報》書展特別版（Die Zeit Messebeilage），2011年10月6日 筆法雄偉莊嚴，恰如一幅描繪歐洲的巨幅油畫。 　　——阿爾弗雷德· 珀瑟，《蝴蝶周刊》（Falter），2011年10月12日 海因里�！� 奧古斯特· 溫克勒在《西方通史》第二卷對1914～1945 年的歷史做了規(guī)模宏大的講述。溫克勒的兩卷本《走向西方的漫長道路》和著作《魏瑪共和國》已經讓他獲譽無數，登上德國歷史學家的名人堂。他終將成為人們銘記的殿堂級的學者�！�…在一個由新的政治和經濟玩家操縱的變幻莫測的世界里，德國肩負著讓歐洲保持地位、不受侵蝕的任務，為此只能堅強地迎接一切困難。公眾需要了解這種責任意識的歷史根源。 　　——皮爾· 施坦布呂克，《明鏡周刊》（Der Spiegel），2011年9月26日 這是一部扣人心弦的作品。它結構清晰合理，因而也可以作為一部很好的工具書供人翻閱。 　　——《側面》（Profil），2011年12月19日 溫克勒對這段歷史的回顧是引人入勝的，值得一讀�！�…溫克勒再次證明自己是一位出色的敘述者。 　　——茜貝拉· 派訥和克勞斯· 布魯默，德新社（dpa），2011年11月29日 簡直就像歷史學家中的赫爾穆特· 施密特。 　　——尼克· 弗里德，《南德意志報》（Süddeutsche Zeitung），2011年9月22日 還從來沒有人像這樣書寫過西方世界的歷史。 　　——沃爾克· 烏利希，德國廣播電臺（Deutschlandfunk） 海因里希· 奧古斯特· 溫克勒為世界大戰(zhàn)的年代書寫了一部紀念碑式的作品，對歐洲史感興趣的人絕對不能錯過。……無與倫比的偉大作品。 　　——弗朗克· 威伯，2012年1月6日 1200 多頁的著作梳理了歷史事件的原因、結果，以及那些沒有取得預期效果的、將人們帶進極端年代的特殊道路。是一部知識量巨大，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 　　——米夏爾· 黑塞，《法蘭克福評論報》（Frankfurter Rundschau），2011年10月11日。 這部作品對20 世紀上半葉歐洲和美國的政治史做了詳盡的記述，在敘事的清晰度和準確度上幾無可匹敵，是專業(yè)知識的權威著作，歷史評價平衡公允，文風在平和友善中閃爍著光芒�！�…很難想象能有比這更巧妙、精準而包羅萬象的作品。 　　——烏利希· 赫爾伯特，《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011年10月10日 序　　言 此書是本套《西方通史》的第二卷。2009 年秋季出版的第一卷涵蓋的歷史跨度很大，始于早期猶太一神教影響的西方歷史，談及古典時代晚期、基督教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圍繞的重點是我稱之為西方價值觀規(guī)范工程的發(fā)展，即18 世紀后期兩次大西洋革命的理想，也就是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理想。古老的西歐就接受還是摒棄這些思想的爭論，一直延續(xù)到20 世紀，甚至號稱“發(fā)明家的合眾國”曾幾何時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與其內涵背道而馳；然而在今天，這些思想已經成為一種標準，如果西方想在非西方世界面前堅定地代表其價值觀，那么它也必須用這個標準衡量自身。 第二卷講述1914 年到1945 年的歷史，這30 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代，戰(zhàn)爭、危機和災難此起彼伏。在此之前只有1618 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戰(zhàn)爭可以與之相提并論。如同在17 世紀上半葉，德國在20 世紀上半葉也處于各種矛盾的中心。1914 年到1945 年，德國扮演著核心的角色，甚至西方歷史上兩次世界大戰(zhàn)都可謂德國的篇章。同時它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恐怖的一個章節(jié)：最終以歐洲猶太民族的毀滅，以20 世紀國家犯罪史上最徹底的大規(guī)模屠殺，以德意志帝國的滅亡而告終。 某些作者，例如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認為，大屠殺是一種現(xiàn)代性的、向理性化努力的、追求“唯一量化”的結果，是努力消除“矛盾心理”的結果，是某種技術性“社會工程”的極端案例。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社會工程在思想界中占有很突出的地位。此外，很多作者長期以來將大屠殺歸咎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使用武力的經驗，那些越軌的、迄今為止只在殖民戰(zhàn)爭中使用武力的經驗。美國歷史學家和外交官喬治·F. 凱南（George F.Kennan）稱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是20 世紀的“始發(fā)災難”。從社會政治的角度出發(fā)，推導出其可行性的設想，在戰(zhàn)爭中養(yǎng)成機械化殺戮的習慣，這都是普遍的跨國現(xiàn)象。我們可以將1918 年后的種種事件放入這個視角來分析，但是這并不能解釋為什么德國犯下了大屠殺猶太人的反人類罪。本書就是從這個問題的背景出發(fā)，探討1914 年到1945年德國歷史的進程，去嘗試解釋為什么這樣一個文化上屬于西方的國家，如此頑固地否定西方價值觀的規(guī)范，特別是否定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以至于令世界和自身都跌入災難的深淵。 如果按照美國總統(tǒng)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想象，1918 年后應該是西歐民主在全歐洲凱旋的時代。然而早在1925 年，德國經濟學家莫里茨·尤利烏斯·博恩（Moritz Julius Bonn）就提出“歐洲民主的危機”。他分析的核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帶來的社會和心理的變化：工人階級勢力的崛起以及由此帶來的中產階級的恐懼、軍事化思維，同時嚴重低估了可以依靠嚴格的規(guī)范和公認的機構來解決民事紛爭的種種辦法。 在歐洲大陸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誕生的那些民主立憲國家中，20年后只有兩個國家還可以被稱為民主國家，這就是捷克和芬蘭。而其他國家中，執(zhí)政的或多或少都是專制政權。它們在西方的遺產中挑選出更符合執(zhí)政者利益的成分，而不是民主的思想，奉行“民族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的原則。由于這些新生國家并不是純粹的民族國家，有些甚至明顯是多民族國家，因此它們在接受西方這種觀點的同時，具體而言就是接受來自法國思想寶庫的思想的同時，也埋下了產生重大分歧的種子。 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政治體系的一個新特點是新型獨裁，即所謂的極權專制。我們經常討論的“極權”這個概念指的是某些國家，其對權力的壟斷和鎮(zhèn)壓的程度遠遠超過傳統(tǒng)獨裁者，超過那些公開的或者是秘密軍事獨裁的“正常標準”。極權政權另外一個突出特點是，它們要求絕對服從，其政治目標是創(chuàng)造出新人。盡管在很多方面有天壤之別，但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這一點上極為相近。在和更激進、更極端和更“極權”的法西斯政權，即德國納粹政權打交道后，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才重新評估了它們和蘇聯(lián)共產主義的關系，甚至邁出與其結成同盟的一步。 在納粹德國引發(fā)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形成了所謂的“兩極”世界，為1945 年后的歷史留下深深的印跡。德國為第二次爭霸歐洲的嘗試付出的代價是無條件投降，損失了戰(zhàn)前四分之一的領土，盟軍占領了全部國土。歐洲殖民大國英國和法國的國力因戰(zhàn)爭被大大削弱，再也無法阻擋其海外勢力不斷縮小的進程。如果說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把歐洲國家分化割裂，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則把這種現(xiàn)象推向極端：1947 年后“冷戰(zhàn)陣營”相互對峙，美利堅合眾國和蘇聯(lián)則成了各自陣營的領導力量。 1945 年后的西方歷史，我會專門在另一卷中談及。這套歷史叢書第一卷出版兩年后，該系列的第二卷馬上問世，要歸功于諸多機構和同事的幫助：自2007 年起就資助我的項目的羅伯特·博世（Robert Bosch）基金會，漢斯·林吉爾（Hans Ringier）基金會，埃貝林和格爾德·布塞留斯一時代周刊基金會（dieZEIT-Stiftung Ebelin und Gerd Bucerius）。感謝柏林洪堡大學為我提供辦公地點和技術設備，感謝我多年的同事莫妮卡·羅斯托伊徹（MonikaRo.teuscher）碩士，我的學生兼同事安格拉·阿布邁爾（Angela Abmeier） 女士、莎拉·比安琪（SarahBianchi）、費利克斯·博爾（Felix Bohr），以及拉埃爾·瑪麗·弗格爾（Rahel MarieVogel） ，沒有他們不懈的幫助，我根本無法投入本書的撰寫工作。感謝格蕾琴·克萊因（Gretchen Klein）、莫妮卡·羅斯托伊徹和費利克斯·博爾，他們花了大量的精力，細心地將我的手稿整理為可以印刷的文本。 C.H. 貝克出版社的主編德特勒夫·費爾肯（Detlef Felken）博士在認真通讀和校對了西方通史的第一卷之后，現(xiàn)在又把這部通史的第二卷手稿通讀了一遍。雅娜·勒施（Janna Ro¨sch）、塔貝阿·施皮斯（Tabea Spie.）和亞歷山大·戈勒（Alexander Goller）承擔了本書的校對和索引工作，我誠懇地感謝大家做出的所有努力。最后的感謝獻給應該第一個感謝的人：我的太太。她經常和我討論在撰寫此書時縈繞在我腦海中的所有問題。她的建議、鼓勵和批評也都融入書中，因此本書是專門獻給她的。 海因里希·奧古斯特·溫克勒 柏林，2011年3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