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幽默是英國文學的一個重要傳統(tǒng)。從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到莎士比亞的喜劇，從十八世紀的菲爾丁和斯威夫特到本世紀的蕭伯納的作品上，都深深打著這個印記。然而像里柯克這樣以幽默為“專業(yè)”的，為數(shù)卻并不多；正如英國歷代詩歌中不乏詼諧感，而上世紀末的愛德華·黑爾卻是一位專門寫詼諧詩的詩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里柯克這位“專業(yè)”幽默諷刺家其實是位道地的“業(yè)余”作家。他的本職是加拿大□高學府麥吉爾大學的政治經(jīng)濟系主任。

還是讓他來介紹一下自己吧。

“我在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生于英國漢茨的斯旺摩爾。不知道當時星辰有過什么特殊征兆，不過我認為很可能發(fā)生過。一八七六年我父母移居加拿大，我決定跟他們一道走。我父親在安大略省的錫姆科湖畔接手一座農(nóng)場。那正逢上加拿大農(nóng)業(yè)的困難時期，他靠勤勞勉強支付了雇工的工資，年景豐收才能打足轉(zhuǎn)年用的種子，省得花錢去買。有了這一經(jīng)過，我和弟兄們勢必被迫離開土地，當上了教授、商人或工程師，卻未成長為農(nóng)場工人。然而我對農(nóng)活很熟悉，所以在做政治演講的時候，我還可以大談誠實的體力勞動、早起以及熟睡的快樂對身心的好處。

“我是在多倫多的加拿大公學受的教育，一八八七年我成為該校成績□優(yōu)秀的學生。從那里我升入多倫多大學，并畢業(yè)于一八九一年。大學期間，我把全部時間都用于語言文字的研究上，不管是活的，死的，還是半死的。我對外界一概不了解，每天勤奮地研究語言文字約達十六個小時。畢業(yè)后不久，我就把學會的語言統(tǒng)統(tǒng)忘光了，發(fā)現(xiàn)自己在智力上破了產(chǎn)。換句話說，我成為一名所謂杰出的畢業(yè)生。憑這個資格，我只能干起教書這個既不需要經(jīng)驗也不需要智力的行當。一八九一至一八九九年，我任加拿大公學教職，這段經(jīng)歷使我對許多才華橫溢的人卻迫不得已而終身從事這種□枯燥乏味、□不討好、待遇又□低微的職業(yè)，感到深切的同情。我發(fā)現(xiàn)自己教的學生當中那些似乎□懶、□不用功的，如今都在律師界、工商界以及社會上赫赫有名；而真正有出息、并曾獲得全部獎狀的學生，如今卻在暑期旅館當賬房先生或在運河船上當個水手，靠艱辛勞動掙著工資。

“一八九九年，我憤而辭去教職，借了夠維持幾個月的錢，到芝加哥大學去攻讀經(jīng)濟和政治學。不久，我當上了政治經(jīng)濟學的研究生。借此，加上我為麥吉爾大學干的一些臨時工作，我終于在一九〇三年獲得哲學博士。這個學位就意味著我參加了一輩子□后的一次考試并得了滿分。從此，就再也不能接受新的概念了。

“這期間我結了婚，成為麥吉爾大學的教職員。先是政治系的講師，后來成為政治經(jīng)濟系主任。這個職位是我干此行所獲得的獎賞之一，我自認十分幸運。報酬是如此之豐厚，使我顯得高出左近的警察、郵遞員、電車售票員以及其他公務員。同時，我可以同市內(nèi)窮些的生意人平起平坐地交往了。論余暇，我一年四季所享受的，比生意人一輩子所能享受的還要多，于是，我擁有生意人所無法擁有的樂趣——思考；尤為可貴的是，可以在幾個月里什么也不想。

“我寫過一些與大學生活有關的東西——一本政治學著作，在許多雜志上發(fā)表過文章。我是美國政治學學會以及英國□□殖民研究所的會員，并為英國國教的教友。這些都足以證明我的身份。我同政治及公共生活有點聯(lián)系。幾年前，我曾走遍大英帝國，發(fā)表關于帝國組織的講演。隨后南非聯(lián)邦1 就宣告成立，特立尼達的香蕉工人鬧起事來，土耳其與意大利也開了火。關于我那些演講的分量，我想讀者從而可以產(chǎn)生一些概念。在加拿大，我屬于保守黨。然而迄今，我在加拿大政界無成功可言：從沒撈到過什么建筑橋梁或碼頭的合同，甚至在橫貫全加拿大的鐵路修建工程上，連一小段也沒能承包上。加拿大自治領就是這樣虧待它的公民的，人們逐漸會對此習以為常。

“除了學術著作，我還寫過《文學上的失誤》及《詼諧小說》，均已由紐約的多德?米德公司出版（倫敦版由約翰?萊因的伯德利?黑德公司出版）。兩書各只需區(qū)區(qū)一塊五毛錢即可購得，聽起來，讓人覺得不合理。盡管我這序言顯得荒謬，讀后你仍可以走進任何書店，買兩種才只需三塊錢。然而二書的內(nèi)容太幽默了，以致多年都未能付印。因為排字工人排印時全笑得前仰后合，簡直喘不過氣來。直到活字排版機發(fā)明后——或者更確切地說，有了會操縱活字排版機的工人之后，才得以付印。即便眼下，對流傳我的書也仍應謹慎從事，確保它們只落入健康人之手。

“許多朋友都以為我是在腦筋疲勞得不能從事經(jīng)濟學的嚴肅研究時，作為消遣才寫這類無價值的詼諧文章的。我個人的經(jīng)驗卻正相反。那種用事實及數(shù)字加以充實的嚴肅的教學著作，寫起來倒十分省力。寫篇論中國中部民間文學的論文或者調(diào)查愛德華王子島1 人口銳減情況并進行統(tǒng)計要省事多了。然而把自己頭腦中的東西寫出來，并且文章本身還值得一讀，那要難多了。這種文思時續(xù)時斷，而且可遇而不可求。就我個人而言，我寧愿寫一本《艾麗斯漫游奇境記》，也不愿寫整部《大英百科全書》�！�

上文節(jié)譯自里柯克于一九三一年為他的《小鎮(zhèn)艷陽錄》（1912）所寫的自序。他在三十幾年內(nèi)，共出版了將近四十部集子。他的創(chuàng)作生涯是以寫諷刺小品開始的。收在他的□□個文集《文學上的失誤》（1910）中的十幾篇短文就已經(jīng)顯示出他的寫作才能、思想和傾向性——他以詼諧的筆調(diào)，通過滑稽的情節(jié)，來揭發(fā)生活中的荒謬。一位批評家說，里柯克把他自己的人生哲學翻譯成笑的語言了。除了創(chuàng)作，里柯克還寫了幾部理論性的著作，如《幽默的理論與技巧》（約1935），《狄更斯評傳》（1933）以及有關馬克?吐溫及歐?亨利的專論。他對幽默文學是曾苦心孤詣地鉆研過的。

里柯克是一位充滿風趣和機智的人。他研究政治經(jīng)濟學，但他從不在文章中賣弄自己的專業(yè)知識。相反，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說的，他總是以平民的身份從常識的角度來談論人和事物�！毒庪s志》不但用夸張的手法，強烈地揭露了買文者與賣文者中間的剝削關系，編輯人員的自以為是，草率粗暴，作者還通過那本編輯生意經(jīng)，有力地揭發(fā)了報刊的本質(zhì)——廣告□□，利潤□□。《吃餅□□喬?布朗》和《大演員一席譚》都是里柯克極喜歡采用的模擬體。這里，他模擬的正是報紙上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那種千篇一律的“訪問記”。這兩個被訪問者的性格看起來不大一樣，吃餅□□是用故作謙虛來贏得新聞記者的捧場，大演員則大言不慚地擺起老子天下□□的姿態(tài)，抬高自己的身價；其實，兩個人都巴望記者能替他們在報端吹噓一番。吃餅居然還舉行□□賽，真是無聊透頂�！洞笱輪T一席譚》還接觸到自以為是，任意竄改古典遺產(chǎn)的問題�？傊�，里柯克的幽默諷刺，像一切好的諷刺一樣，是多刃的。

《巴黎的素樸生活》處處是反筆，對巴黎上層社會的趨炎附勢，驕橫□□，竭盡諷刺之能事。

《大西洋彼岸的友誼》從側面鄙夷地寫出了暴發(fā)戶倚財欺人、放小錢使大利的嘴臉，搬來的歷史遺跡還要照紐約街道一樣編成號碼排列起來，大煞風景地蓋起加油站。全文□后一句，真是意味深長。

《薩隆尼奧》寫的是一個不學無術、冒充風雅的財主，同時也廣泛地諷刺了那些強不知以為知的死硬派。

《紐立芝太太置古董》是通過一個淺薄無知的女暴發(fā)戶的獨白，刻畫出那個社會里的虛偽風尚。這里，里柯克還諷刺了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東西，就是鑒賞家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把美與實用對立起來的錯誤觀點。鐘沒有針和擺、茶壺漏水才算名貴，才有資格當古董，這真是自己給自己安上的籠套。

在《怎樣發(fā)大財》里，作者的笑聲就帶著更多的鄙夷、憤慨，帶著更多的淚了。這里，他也是寥寥幾筆，就替財主勾勒出一副尊容來：一面是庸俗、空虛，精神上的行尸走肉，另一面是貪婪、殘酷，靠剝削孤兒寡婦發(fā)跡。文章還順便挖苦了那個社會極為流行的“名人自傳”，那些吹牛大家總是夸耀說，他們是用五分錢打出天下的。

像《闊人幸福嗎？》一文，就表現(xiàn)了他對為富不仁者的鄙視：他們慣用“破產(chǎn)”辦法把自己的災難轉(zhuǎn)嫁到蕓蕓眾生身上，而自己依然過著□□的生活。在《適者生存》一文中，他對在生存競爭中敗下陣的小本經(jīng)營者的悲慘下場表示了深切同情。

里柯克擅長寫隨筆式的短文，他繼承了十八世紀以來英國散文隨筆的傳統(tǒng)：著眼于日常生活，信手拈來。他對生活中一些瑣碎而又可笑的現(xiàn)象，觀察得十分細致。

《素昧平生的朋友》就饒有風趣地描繪了一個“不熟裝熟”者（結果上了大當）的微妙心理。作為上世紀出生并長大的人，里柯克對二十年代出現(xiàn)的某些新事物不時表示反感，例如《我何以不參加□□□□賽》。這種厭惡心情往往是出于留戀往昔的感傷。

《哀后院的消失》就是對高層建筑一種無可奈何的反應。從里柯克的《我的幽默觀》一文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待幽默十分認真，擺的位置也很崇高。大凡好的幽默家，莫不是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者。在這一點上，里柯克與其所師承的狄更斯及馬克?吐溫是一脈相承的。他同情小人物，憎惡大腹賈；他不斷揭露社會上種種不公道、不合理的現(xiàn)象，用簡潔有力的筆觸刻畫各個階層形形色色的人物，剖析他們靈魂中的貪婪自私、庸俗淺薄。

英語國家的文學史上，對里柯克還沒有一個較確切的估價。一位批評家曾經(jīng)很謹慎地指出：在加拿大作家中間，里柯克是□接近偉大的。他算不上□偉大的作家。然而他可以跟那些□偉大的作家同桌而坐。我覺得在一定意義上，這個評價是公正的。里柯克雖然也寫過幾部中篇和一部《狄更斯評傳》，但比較成功的還是他那些短小精悍的幽默小品，也就是說，相當于作曲上的“輕音樂”。像中國雜文家一樣，里柯克通過各種□□形式，用笑罵的筆鋒跟他生活的那個社會里的不合理現(xiàn)象短兵相接。他雖然終生都是業(yè)余作家，然而他一直把文學當作一支武器抓在手里，每篇東西都言之有物，而他又永遠不甘于平淡無奇，想遍了法兒把話說得新鮮，把武器磨得鋒利。這是他□值得我們今天學習的地方。

他接近偉大，因為他堅持做一個嚴肅的幽默家。他有意識地追求嚴肅的內(nèi)容，而且以此自豪。他在論文里不斷提起他□向往的一種境界：崇高的幽默。這里，作者所寫的那些荒謬絕倫的情節(jié)，那些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根據(jù)的不是別的，而正是生活本身。幽默的內(nèi)容應該是對人生的思考和詮釋，幽默家的笑里應該含著淚水，因為幽默家不是逗人發(fā)笑的小丑，而是洞察人生的智者；他的幽默不是出于幸災樂禍，而是對人間疾苦懷有惻隱之心。

我還特別贊賞他晚年對生命終結的看法。七十歲上他喉部開過一次刀。當有人問他對死亡的態(tài)度時，他回答說：“我懷疑死亡終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把手杖交給我，我要去面對它。”

里柯克以七十五歲高齡溘然長逝。兩年后，里柯克學會為了紀念這位幽默大師，決定設立銀質(zhì)獎章，頒給加拿大每年□優(yōu)秀的幽默作品。這一獎章在加拿大文壇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這個集子里的三十篇小品，分別譯自以下十一本書：《小鎮(zhèn)艷陽錄》（1912）、《前前后后》（1913）、《來自大愚的月光》（1915）、《愚話續(xù)集》（1916）、《狂亂的小說》（1918）、《腳燈之上》（1923）、《短路》（1928）、《文學上的失誤》（1930 年補充版）、《模范自述及其他特寫，由莊到諧》（1938）、《我的一位了不起的叔父》（1942）、《里柯克佳作選》（1946）。其中的二十五篇系蕭乾所譯，另外五篇的譯者是文潔若女士。（蕭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