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劉文飛

這本《俄羅斯文學》值得一讀，作為“牛津通識讀本”之一種，它體現(xiàn)了這套名牌叢書的整體特點，即用濃縮的筆墨在短小的篇幅里給出關于一門學問的概括介紹。此書原名 Russian Literatu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在英語中，“introduction”意為“引言”“導論”等，原本就應是簡短扼要的，而在它前面又加了限定詞“short”，而且還有進一步強調(diào)的“very”，這就是在告訴我們，這是一本關于俄羅斯文學的“極簡指南”。對于不十分了解俄羅斯文學的讀者而言，此書一冊在手，便可獲得關于俄羅斯文學的約略認知；而對于學習或研究俄羅斯文學的專業(yè)讀者而言，此書無疑也具有很多借鑒意義。
作者在全書開頭便寫道，介紹俄羅斯文學主要有三種傳統(tǒng)方式：一是羅列“正典”，即介紹著名作家和著名作品；二是簡述文學運動和文化制度；三是個性化的文學鑒賞，如納博科夫在《俄羅斯文學講稿》或布羅茨基在《小于一》中之所為。但是，此書的性質(zhì)和容量卻不允許作者采用這三種方式中的任意一種，于是作者便另辟蹊徑，采取了一種“綱舉目張”的結構方式。本書作者選中俄羅斯文學中*重要的人物普希金，又在普希金的作品中選中*重要的一首詩，即《“紀念碑”》，用作抓手。因為在她看來，普希金在《“紀念碑”》一詩短短的五小節(jié)二十行詩中便提出了七個在19世紀和20世紀俄羅斯文化中引起廣泛共鳴的主題，作者就以這七個主題為“路標”，開始了她的“發(fā)現(xiàn)之旅”。
第yi章對作為普希金文學“遺囑”的《“紀念碑”》一詩展開分析，并巧妙地從中挑出七個詩句，作為接下來七個章節(jié)的標題。第二章《“我為自己豎起了一座紀念碑”—作家紀念物和作家崇拜》討論俄羅斯的“作家崇拜”問題，認為莫斯科普希金廣場上的普希金紀念碑于1880年落成“是普希金崇拜制度化的一個里程碑”，這一傳統(tǒng)隨后延續(xù)下來，不斷強化、泛化，造就了許多俄羅斯作家心目中的“紀念碑情結”；第三章《“我的名字將傳遍偉大的俄羅斯”—普希金與俄羅斯文學正典》以普希金被經(jīng)典化、正典化的過程為線索，思索俄羅斯文學成為一種“文化領導力”和“文學民俗”的原因，以及俄羅斯文學讀者“激進的審美保守主義”生成的歷史語境；第四章《“我的名字會遠揚，哪怕僅僅有一個詩人流傳”—作家們對普希金的回應》討論俄羅斯作家在各自的創(chuàng)作中對普希金傳統(tǒng)做出的回應，“面具很多”、因而具有多種解釋可能性的普希金，在他之后的俄羅斯作家中間經(jīng)歷著一個神話的建構、解構和不斷重構的復雜過程，這個過程同時也是俄羅斯文學自身發(fā)展歷史的一個縮影；第五章《“我的詩歌所激起的善良的感情” —被當作“思想大師”的作家們》指出，在普希金的同時代人和后代的心目中，他的“思想大師”“民族導師”的身份還是份量*重的，作者借此考察了俄蘇文學與意識形態(tài)、道德立場和“公開說教”之間的關聯(lián)和互動；第六章《“和愚蠢的人們又何必較量”—男人、女人與社會》討論俄羅斯文學中的性別問題和俄羅斯作家的社會角色問題；第七章《“她的各族的語言都將把我呼喚”—俄羅斯文學與“原始文化”》介入俄羅斯文學關于帝國的文學想象世界，從普希金的“文學上的‘高加索大發(fā)現(xiàn)’”起，俄羅斯文學始終呈現(xiàn)出一個悖論的特征，即它“既是殖民主義的，又是后殖民主義的，同時采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這兩種對立的視角”，它在東西文化的合成中感覺到自身的文化使命，同時也在通過對帝國內(nèi)部“文明”與“野蠻”之對峙來彰顯俄羅斯民族的文學優(yōu)越感；*后一章《“哦，詩神，繼續(xù)聽從上帝的意旨吧”—精神世界與物質(zhì)世界》以普希金究竟是否是“積極的信徒”這一問題為引子，討論俄羅斯文學與宗教的關系，指出它既是高度精神的，熱衷于神秘主義，同時又是“日常東正教”的，是一種“肉體的神學”，因而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俄羅斯文學（乃至整個俄羅斯文化）的獨特性恰在于它能夠擁抱精神和物質(zhì)兩個世界”。
作者在書中聲稱，“本書無意成為一部循規(guī)蹈矩的文學史”，通讀全書，感覺它的確不“循規(guī)蹈矩”，甚至也不像是一部“文學史”。作者在第yi章的開頭曾提及米爾斯基的《俄國文學史》，并認為那部同樣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俄國文學史》（其實米爾斯基的《俄國文學史》初版并非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可算是“極簡”通識讀本的鼻祖。以賽亞· 伯林在評價米爾斯基的《俄國文學史》時曾說它“十分個性化”，這部《俄羅斯文學》似乎也具有同樣的特征。這里所言的“個性化”，主要是指這幾個方面：
首先是作者的敘述角度。研究俄羅斯文學的西方學者通常對俄羅斯文學所謂的進步性、人民性和世界影響等問題興趣不大，甚至在具體的作家、作品分析上也不愿多費筆墨，他們似乎更愿意從文化史、思想史、民族精神發(fā)展史的角度來打量俄羅斯文學。此書亦如此，作者將俄羅斯文學的整體概括分解為若干論題，如俄羅斯作家的社會角色和地位、俄羅斯的“作家崇拜”現(xiàn)象及其原因、俄羅斯文學與書刊審查制度間的微妙關系、文學中的性別和殖民問題、文學和宗教意識的關系等，并由此展開她的思考，亮出她的觀點，此書也因此成為一種關于俄羅斯文學的文化學闡釋之嘗試，是對俄羅斯文學所做的立體掃描。因此，這部譯成中文僅十余萬字的普及性讀物，也能讓人讀出作者關于俄羅斯文學的獨特理解，能感受到被作者精心置入字里行間的學術性。
其次是作者的主觀立場。像大多數(shù)西方的俄羅斯文學研究者一樣，作者在面對其研究對象時的態(tài)度是審視的、審慎的，其中不無挑剔，甚至挑釁。比如，她認為俄羅斯文學史家的“主要任務是把作家生平寫成一條關于苦難和凱旋的圣徒道路”，俄國歷代統(tǒng)治者都善于“用官方愛國主義綁架俄羅斯作家”。她認為，蘇聯(lián)時期的俄羅斯經(jīng)典文學教育，其“效果似乎不過是延續(xù)了某種文學民俗”，而“*壞的副作用在于它促成了咄咄逼人的審美保守主義”。她直言不諱地寫道：“普希金嗜酒如命，沉溺嫖賭，酷愛醋栗果醬，而托爾斯泰對上述四樣中的至少三樣同樣偏愛有加�！彼�甚至將俄羅斯的普希金學者稱為“看門狗”。這樣的言辭和表達方式是不可能出現(xiàn)在俄羅斯學者的相關著作中的。作者擺出的這一姿態(tài)，既是歐美學界強調(diào)學者獨立人格的學術傳統(tǒng)的一種體現(xiàn)，恐怕也像西尼亞夫斯基在《與普希金散步》中所做的那樣，意在解構一種權wei，即便是文學的權wei。
*后是此書的敘述調(diào)性。與作者對包括普希金在內(nèi)的俄羅斯作家略帶調(diào)侃，甚至不無苛求的態(tài)度不同，作者在面對其讀者時反倒體現(xiàn)出了某種親切和隨意。在這里，作者的教師身份或許起到了一定作用，此書畢竟也是一本面向大學生的“通識讀本”。個性再強的老師在面對學生時往往也會溫情脈脈，娓娓道來，讓聽者有一種參與感。作者在前言中寫道：“讀完本書不會讓你對俄羅斯文學無所不知，但我希望你能從中得到啟發(fā)，愿意更多地了解這一舉世聞名的偉大文學文化，并跟我一樣醉心于對它的探索和寫作�！比珪�的結尾也是作者這一文字風格的*好體現(xiàn)：“在俄羅斯本國，作家們往往被視為圣賢，被視為指導人們?nèi)绾紊�活的道德楷模；然而閱讀俄羅斯文學還有很多其他理由。和其他任何文學一樣，它以新穎出奇的方式表現(xiàn)世界，它探究人們有時寧愿不去思考的人類經(jīng)驗領域（瘋狂、殺人欲望、暴政）；
它不僅刺激人們的頭腦，也帶來感官的愉悅—將語言拓展至極限的愉悅、大笑的愉悅、乘著想象的翅膀飛升的愉悅。”關于一部“極簡指南”的序也不應該很長，但在結束序言之前還是讓我們來認識一下此書的作者�？ㄌ乩飱W娜· 凱利（Catriona Kelly） 1959年生于倫敦，后進入牛津大學學習俄語，其間曾在沃羅涅日大學進修。在牛津大學畢業(yè)后任教于倫敦大學，1996年返回牛津，在牛津大學新學院任教授，當時她才37歲，這在牛津文科專業(yè)中十分罕見，因為她在此時已經(jīng)出版了兩部很有影響的著作，即《彼得魯什卡：俄國狂歡木偶戲》（Petrushka: The Russian Carnival Puppet Theatre，劍橋大學出版社， 1990年）和《俄國女性寫作史》（A History of Russian Women’s Writing: 1820—1992，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4年）。凱利教授學術興趣廣泛，學術產(chǎn)出豐厚，從俄國現(xiàn)代派詩歌到俄國女性文學，從俄國文化中的性別問題到兒童問題，從彼得堡城的文化記憶到俄羅斯人的身份認同，紛紛成為她的研究對象。除這部《俄羅斯文學》外，她陸續(xù)出版的著作還有：《改良俄國：葉卡捷琳娜至葉利欽時代的咨詢文獻、禮貌文化和性別》（Refining Russia: Advice Literature, Polite Culture, and Gender from Catherine to Yeltsin，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1年）、《帕夫利克同志：一位蘇聯(lián)兒童英雄的飛升和墜落》（Comrade Pavlik: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oviet Boy Hero，格蘭塔圖書公司， 2005 年； Товарищ Павлик: Взлет и пад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мальчик-героя，新文學評論出版社， 2009年），以及《圣彼得堡：往昔的陰影》（St. Petersburg: Shadows of the Past，耶魯大學出版社，2014年）等。
20年前，序者有幸在牛津結識凱利教授，記得當時聽過她的一次講座，內(nèi)容是關于蘇聯(lián)二三十年代墻報文化的討論。在牛津大學一間古色古香的教室里，年輕的凱利教授通過幻燈片展示出許多很有“歷史感”的墻報圖片，讓人目不暇接；她睿智幽默的口吻，更是不時引起一陣陣會意的笑聲。這位牛津教授在學術選題上的獨到眼光以及她在面對研究對象時的審視立場，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寫這篇序言之前，我曾在電子郵件中問她有何建議，她回答說沒有任何建議，但仍很好奇我會寫些什么。我在郵件中告訴她，我的序言將這樣結尾：
我建議讀者們用凱利教授的方式去面對俄羅斯文學，用凱利教授研究俄羅斯文學的方式去對待她的俄羅斯文學研究成果，也就是一種審視的方式，思索的方式；就像作者在前言中所希望的那樣，她此書的目的就在于“激發(fā)思考，激起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