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記

洪邁（11231202）指出秦、隋二朝被后世詬病，未必因為它們太過不堪，還有一層原因，是它們緊隨其后的漢朝和唐朝都享國久長，相較之下，顯得秦、隋這兩個朝代很糟糕（《容齋隨筆·秦隋之惡》）。長短比較，固然有其道理；但更重要的差異或許在于秦、隋兩朝都是紛繁戰(zhàn)局的終結(jié)者，完成了立朝的事業(yè)，原本承載了歷史寄托，卻迅速重蹈覆轍，留待它們身后的漢、唐兩朝才完成立教的事業(yè)。如饒宗頤先生（19172018）所示，正統(tǒng)之正（立教）比統(tǒng)（立朝）更重要，無奈歷代正統(tǒng)論大多著眼于統(tǒng)。

漢朝一改黃老之學與漢初祖制，轉(zhuǎn)向以法立國、以儒文明的政制安排；唐朝一改以往的進身之制，開創(chuàng)科舉，以制度化的方式將士子身心收入斛中。漢、唐在經(jīng)學和制度兩方面的事業(yè)拓展，為此后直至今日的中國文教事業(yè)提供了核心要素，雖然經(jīng)學及其制度已經(jīng)被打散，但一些義理已經(jīng)化作日用而不知的生活要素。文教事業(yè)這三重面向，不可不察。

1936年，毛澤東經(jīng)過長征到達陜北，創(chuàng)作了《沁園春·雪》，感嘆江山多嬌，回望中古君主，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毛澤東評點了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元太祖五人，指出了他們的缺陷，無疑都指向文教問題。馮至先生（19051993）曾詩云：我們走過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們的生命（《我們站立在高高的山巔》）。無怪乎，經(jīng)歷過漫長中世紀和二十世紀數(shù)次大革命的我們，面對文教的故事并不陌生。

猶太人面臨著保國、保種、保教的問題；晚清先進士人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局，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看來在思考國是上，猶太人問題和中國人問題在這三個層面相遇：國、種和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構(gòu)詞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從這三個層面來講的（人民作為一種教來自于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中所呈現(xiàn)的解放全人類的教義）。中國近代以來遭遇的這三個層面的問題，延綿至今。這本小書就是在這一思想脈沖下完成的。

數(shù)年前，我在業(yè)師邱立波先生指導下完成一篇小文，當時落筆總結(jié)說全文皆是邱師學思之注腳，今日這本小書當然也沒有逃出邱師為我規(guī)范的學人心性和問題意識；原來今日的思考早在數(shù)年前邱師為我講解班馬異同時就已埋下伏筆。本書還在擴充時，邱師的《禮法與國體：兩漢政治的歷史與經(jīng)驗》問世（中央編譯出版社，2018年），不禁感慨師徒學緣殊勝。業(yè)師許振洲先生行無為之教正是無違我業(yè)已確立的學問品性，時至今日方知當時許師是在潛移默化地讓我習練收束之功，可惜而今才理解這番良苦用心；他早年研究法家，可惜我不通法語，無法閱讀他用法語撰寫的《中國法家的統(tǒng)治藝術(shù)》（LArt de la Politique chez les Légistes Chinois，1995），許師晚近研究共和國史的一身工夫，我也未能吸收一二，否則這本小書可能會有另外的境界。

劉小楓先生讓我見識到成德者如何提攜年輕后學，本書大綱正是在小楓先生的點撥下才得以成型，若沒有小楓先生的鼓勵，這本小書也斷不能成。十七年前，小楓先生曾以述為作，撰文《司馬遷是政治哲學家？》（載《二十一世紀》，2001年2月），十七年過去了，不知道司馬遷研究的路線有沒有受此影響而引發(fā)轉(zhuǎn)變；十七年后的今日，這本小書若能呼應(yīng)那篇文章則是莫大之幸畢竟，這本小書的許多觀點背后都是小楓先生的幽靈（當然，文責自負）。這些年，若沒有幾位賢師相伴，真不知道該如何度過。

在本書大綱以《立教時刻的史家筆法》刊發(fā)（載《天府新論》，2018年第2期）前后，劉訓練先生、任鋒先生和唐文明先生都曾提供無私的幫助，為我最終完成這部小書增添了信心。婁林兄和顧枝鷹兄為本書正標題提供了漂亮的拉丁文和希臘文翻譯。從定稿到問世，若沒有彭文曼編輯的辛勤勞動，本書也無法這么快問世。謹此一并致謝。

本書力圖以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當代觀察貫通天人之際和古今之變的理解，當然也因此始終存在將司馬遷看小的危險和疑慮。全書除引言外，共六章，其中四章都分別有三節(jié)篇幅，唯有論黃帝一章僅兩節(jié)，論武帝一章則占四節(jié)，顯然是武帝一章偷走了黃帝的一節(jié)。關(guān)于《史記》五部分的篇章安排，本書也提供了某種思考，穿插在書中，留待細心的讀者挖掘。

修改書稿的夜深時分，曾經(jīng)一度翻讀北島的《時間的玫瑰》，用讀詩的意境來消解讀史的疲乏，其中寫到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18211878）的一句詩：我淚水涔涔，卻不是為了個人的不幸。這不也正是司馬遷下筆時幾度哽咽的獨白嗎？所謂情深而文明（《禮記·樂記》，《史記·樂書》）的文教理想，怎能不為之神往？

下筆至此，想到幾年前編譯的一本小冊子，其中一句話令我至今難忘哈欽斯（Robert Hutchins，18991977）曾經(jīng)說：一個沒有經(jīng)驗又未開化的強國，會是世界和平的一大威脅……未開化的政治權(quán)力是危險的，未開化的閑暇是墮落的，也會是危險的（《大學與博雅教育》，華夏出版社，2015年）。

本成果受北京外國語大學一流學科建設(shè)科研項目資助。這本以專著面貌問世的小書，著實是一篇關(guān)于《史記》的讀書報告。

寫作本書，原不在研究計劃之列，可謂迷失了正路。

為了記下閱讀文字、探尋幽暗的摸索過程，前后又花費了近一年時間將心海中的瑣思排列組合，落成文字。2017年夏秋之際，輾轉(zhuǎn)于貴陽花溪與樂山峨眉山之間，初創(chuàng)草稿；2018年驚蟄書稿始成，又經(jīng)春分、大暑，往返于京津?qū)幝飞�，我在行將奔赴長春凈月潭之前成稿。從西南到東北，書中所記，當然可以看到時代的印記，也有個人的顛簸，不免有生疏淺陋之處。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說得恐怕不只是應(yīng)當注意逝者的喪葬之禮，還在于如何對待故事和傳統(tǒng)及作為它們承載者的古人和古書。走進兩千年前《史記》幽暗昏惑的文字森林，有了這本小書作為紀念。但在研討立國與立教這一問題線索上，許多思考并未因此結(jié)束，反倒剛剛開始。

董成龍

2018年8月7日

戊戌年立秋定稿于魏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