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本序

二十世紀下半葉及二十一世紀頭十年是學術史上前所未有的變革時期。在這數(shù)十年間，思想、政治、社會、科技所產(chǎn)生的強力影響，已經(jīng)從根本上改變了史學的追求。上世紀的冷戰(zhàn)和熱戰(zhàn)，交往方式的巨大變化，知識生活的自由風氣，性別觀念的發(fā)展，以及數(shù)字革命的浪潮，都在潛移默化地改變著國際學術界的發(fā)展趨勢，并為史學涵蓋的所有領域帶來了歷史寫作的新路徑。本書的研究完成于三十多年前，那時這些變化勢頭正盛。作為撰者，我親眼目睹了這些變化，卻不可能時時跟上復雜而又多元的發(fā)展。所以，值得將本書置于唐代研究領域新變迭出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戰(zhàn)后初期，我在北歐接受的傳統(tǒng)教育仍是比較保守的。所有棄科學而從藝術、人文的學童都接受了嚴格的古典學訓練，他們自幼即學會閱讀希臘文和拉丁文的原始材料，特別強調理解語法，甚至要求能夠模仿古代經(jīng)典作家創(chuàng)作希臘文與拉丁文的散文或詩歌。在具備良好的教育之后，古典學是一門極具啟發(fā)性的學科，隨處可見與上世紀諸般問題息息相關的思想。此外，古典學還向學生灌輸想象并重構古代歷史的信念，以及對古代史料尤其是文本的敬重。不過，在當時的北歐，人們關注的焦點仍是古典地中海以及古典時代以來的歐洲史。而偉大的東方古典文明，包括印度、中國與日本，尚未出現(xiàn)在課程體系之中。談及于此，身為本書作者，有必要插敘一些個人細節(jié)。我很幸運，從小學到十七歲高中畢業(yè)，一直修習古典學。到十七歲時，已經(jīng)領略一些主要的古典作家：諸如悲劇作家荷馬（Homer），蘇格拉底（Socrates）和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還有西塞羅（Cicero）、塔西佗（Tacitus）、李維（Livy），以及拉丁詩人卡圖盧斯（Catullus）、賀拉斯（Horace）和維吉爾（Virgil）。雖則對他們的理解還不成熟，但最優(yōu)秀的師者仍能傳授年輕學子以激越之情。我依然記得閱讀西塞羅的演講、蘇格拉底的辯護、維吉爾的詩篇時的那種興奮。這一階段我決意在劍橋學習古典學，部分淵于家族傳統(tǒng)，部分出于高中時的興趣。我想，一些中國學者有時認為其外國同行處于劣勢，因為他們自幼并未接受文言文閱讀的訓練，而是直到大學才開始學習。但就我的感受而言，對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古老語言的學習和古代文明的探索，為開展東亞歷史研究作出了極有價值的準備。隨后，一個非同尋常的好運從天而降。1950年代中期，英國政府有關青年男子強制服兵役二十三個月的規(guī)定已近尾聲，但少數(shù)通過選拔者仍可利用服役學習俄語或漢語。我自告奮勇地選擇學習漢語，在接受了為期十個月的基礎普通話培訓后，被派往香港從事低階工作。在香港生活期間，通過與中國青年交朋友，對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遺產(chǎn)有了初步的觀感，直接改變了我的學術態(tài)度。我非常激動地認識到，中國自有其悠久的古代世界，且相關文獻記載極其豐富。同樣重要的是，中國歷朝歷代完整記錄文化歷史的傳統(tǒng)綿延不絕，這恰是古代地中海世界所不具備的。因此，我鄭重決定由古典學轉而申請攻讀漢學學位，劍橋大學圣約翰學院對此慨然應允。在攻讀漢學學位的三年中，我第一次熱切地立志畢生從事中國文化的研究。那時的訓練極為重視古代漢語，課程伊始，我們研習先秦諸子，包括孟子、韓非子和莊子。要求詳細解釋早期漢語的語法，并能準確地譯成英文。在劍橋那時的本科課程中，唐代歷史的講授格外出彩，激起我進一步研究唐代中國的雄心，其后便繼續(xù)在劍橋攻讀博士學位。此處還應稍事停頓，提示讀者1960及1970年代中國中古史研究居于何種地位。在劍橋我們的老師中，有兩位唐史研究的巨擘。他們既深入研讀唐史的原始材料，又廣泛涉獵東亞戰(zhàn)前一代杰出學者的研究成果。他們出版的唐史專著，至今仍是這一領域巍然屹立的豐碑。蒲立本教授之《安祿山叛亂的背景》，杜希德教授之《唐代財政》，徹底顛覆了西方學界對中古中國的認知。能在那時得聆親炙，我倍感榮幸。本書起初是杜希德教授宏大的英文漢學項目之一的組成部分。身為一名助理講師，我應邀撰寫《劍橋中國隋唐史》第二卷中關于儒學傳統(tǒng)的章節(jié)。事實證明，概述中古學術傳統(tǒng)在有唐近三百年的演變軌跡，其艱巨程度比杜希德和我預想的要大得多。當然，該領域的研究基礎早已奠定，但既有的大多數(shù)研究傾向于遵循傳統(tǒng)路徑，將政治思想、文學理論、經(jīng)學、史學等視作更大領域中的獨立主題進行分析。然而，對這些單獨的子課題進行總體概覽是十分必要的，因為源自儒家經(jīng)典的治國之道已經(jīng)遍及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全部，并同樣清晰地植入唐朝國家的制度層面。故此，有意識地將王朝政治態(tài)度與國家制度結構進行整合，是本書體例安排的主旨所在。參考文獻可以顯見我從東亞學術中獲助頗豐。但是我們最好再次暫停，設想一下1960至1980年代的年輕學人有哪些研究工具可資利用。由網(wǎng)絡文本和在線數(shù)據(jù)庫引發(fā)的學術方法上的重大突破才剛剛起步，可用的參考工具主要是中國和日本出版的引得和索引。例如戰(zhàn)前的《哈佛燕京學社漢學引得叢刊》，或1950及1960年代日本的《唐代研究指南》系列，均是展開論證不可或缺的基礎工具。不過，學術研究是一項極為緩慢的工作。1960年代的博士生用老式打字機敲打學位論文，不斷的重寫改訂既耗時費力，有時更是花費高昂。往返東亞的旅程無比漫長，記得1964年我從臺灣乘船返回劍橋，就足足耗費了數(shù)周時間。本書的準備工作也深受中國學界重大變革的影響。當我這一代年輕學者開始研究時，還不能訪問中國或與中國學者進行討論。我第一次到訪中國是在1976年，當時文化革命尚未結束，學術氛圍非常受限。直到1981年，我在新的交流計劃下第二次訪問中國，才得以與中國的唐史學家自由交談。這一時期，原始材料主要是墓志銘的大規(guī)模整理與出版還處于初始階段。1983年問世的兩卷本圖版《千唐志齋藏志》，使更多讀者得以利用其所藏墓志。但在此之前，學者只能親自前去查閱拓片。猶記1981年春我在山東大學查閱拓片的情形，乃得益于著名唐史學家王仲犖先生的盛情襄助。當時由周紹良、趙超主編的《唐代墓志匯編》尚未出版，從那時起，墓志銘的數(shù)量與重要性就在持續(xù)攀升。凡此種種，意味著本書是特定時代和特定環(huán)境下的產(chǎn)物。自出版以來，始于1970年代的學術潮流蓬勃激蕩。廣而言之，極大擴充的唐代史料現(xiàn)在幾乎都能在線獲取，足茲檢索。唐代研究亦取得長足進步，學術交流和訪問、學術會議和工作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頻繁，資金也更加充足。目前中國和美國都有專門的唐代研究期刊。就我個人而言，已經(jīng)能夠從本書所要求的整體視角出發(fā)，對個別議題進行更高程度的集中分析。事實證明，無論在學術上還是在個人方面，這都更能令人滿意。當今西方世界的唐史學家還覺察到另一重要因素：他們的著作正在被大量中國學者和學生進行批判性閱讀。我自己也已意識到由此帶來的挑戰(zhàn)，必須就目前中國學界所關注的諸多專業(yè)課題展開更精確、更全面的研究和更具針對性的探討。在中國的訪問使我在研究方法上獲益良多，同時也使我有機會向中國學者尋求更多的學術建議。因此，聽聞中國學者有意將我三十年前的作品翻譯成中文，內心充滿惶恐與感激之情。尤其感謝北京大學陸揚教授和華中師范大學張達志教授，正是他們的耐心與寬容成就了這項有益的事業(yè)。同時，對于本書英文版中出現(xiàn)的錯誤，尚祈讀者包涵鑒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