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定大學堂章程》與《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的巨大差別，不只在于突出文學課程的設置，更在于以西式的“文學史”取代傳統(tǒng)的“文章流別”。后者對“詞章”課程的說明，只有“中國詞章流別”六字；前者則洋洋灑灑兩千言，除總論性質的“中國文學研究法略解”外，各門課程均有具體的提示。如“歷代文章源流”：“日本有《中國文學史》，可仿其意自行編纂講授”；“歷代名家論文要言”：“如《文心雕龍》之類，凡散見子史集部者，由教員搜集編為講義”；“周秦諸子”：“文學史家于周秦諸子當論其文，非宗其學術也，漢魏諸子亦可瀏覽”。
    1903年頒布的《奏定大學堂章程》，在“文學科大學”里專設“中國文學門”，主要課程包括“文學研究法”“《說文》學”“音韻學”“歷代文章流別”“古人論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四庫集部提要”“西國文學史”等十六種。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要求講授“西國文學史”，以及提醒教員“歷代文章源流”一課的講授，應以日本的《中國文學史》為摹本。此前講授“詞章”，著眼于技能訓練，故以吟誦、品味、模擬、創(chuàng)作為中心；如今改為“文學史”，主要是一種知識傳授，并不要求配合寫作練習�！蹲喽ù髮W堂章程》對此有所解釋：大學“勿庸課習”詩賦，中小學又有“學堂內萬不宜作詩，以免多占時刻，，的規(guī)定，①長此以往，不待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傳統(tǒng)詩文在西式學堂這一文學承傳的重地，已必定日漸“邊緣化”。詩文一事，雖說“誦讀既多，必然能作”；但學堂之排斥作詩，將文學教育界定為“文章流別，，之分疏或“文學史”的講授，我以為，此舉更接近日本及歐美漢學家的研究思路。
    西式學堂的文學教育，不再以《唐詩別裁集》或《古文辭類纂》為意，那么，學生該如何在茫茫書海里獲取所需知識？總不能再要求他們在《四庫》《七略》中自己求索。時人比較中西教育之異同，對外國學堂皆編有“由淺入深、條理秩然”的教本，大為欣賞，以為可省去學生許多暗中摸索的工夫。②可是，一到具體落實，依舊阻力重重，尤其是大學文科教材的編纂。
    1898年，負責籌辦京師大學堂的管學大臣孫家鼐，便主張“編書宜慎也”�！拔鲗W各書，應令編譯局迅速編譯”，這點孫家鼐沒有異議；至于中學，經(jīng)書部分“仍以列圣欽定者為定本”，史學諸書則“前人編輯頗多善本，可以擇用”。但這一說法，明顯不能成立。中國人之自編適應中小學學制需要的近代意味的教科書，始于19世紀90年代。④至于尚在創(chuàng)設階段的大學堂，哪來“頗多善本”的教科書？其實，孫家鼐擔心的是，教科書的編寫，使得“士論多有不服”。以教科書的編纂比附王安石的“創(chuàng)為三經(jīng)新義，頒行學宮”，以為會導致“以一家之學而范圍天下”，④孫家鼐明顯誤解了西式學堂里教科書普及知識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