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與虛構》運用交叉的形式輪番敘述兩個虛構世界。虛構的歷史,這是縱向的關系,是一種生命性質的血緣關系,是一個浩瀚的工程。躍馬橫戈古代漠北,英雄氣十足。小心翼翼又大膽妄為地越朝越代,九死一生。虛構的社會,這是橫向的關系,是一種人生性質的關系,也是個傷腦筋的工程。它錯綜復雜,盤根交節(jié)。這兩類關系放在一起有一種美麗的形式,后來我設計那縱向的關系如一棵一樹,那橫向的關系如周轉的水波,一圈一圈蕩漾開來。這是一幅田園風景。
序
很久以來,我們在上海這城市里,都像是個外來戶。我們沒有親眷,在春節(jié)這樣以親眷團聚為主的假日里,我們只能到一些同志家中去串門。我們家的小孩子和這些同志家的小孩子在一起玩,我們使用的語言不是上海話,而是一種南腔北調的普通話。這樣的語言使我們在各自的學校和里弄里變得很孤獨,就像是鄉(xiāng)巴佬似的。當然,假如是在上海的徐匯區(qū),事情就又是一番面目。徐匯區(qū)是同志們比較集中的區(qū)域,許多重要的學校里,是同志的孩子們的天下,普通話是他們的日常語言,假如有誰說上海話,就會歸于小市民之流。小市民在那里受到普遍的歧視。在上海城市邊緣的有些區(qū)域,比如楊浦、普陀,則又是以蘇北話為主,紀念著他們在戰(zhàn)亂與饑荒中離開的故鄉(xiāng)。他們是撐著船沿了蘇州河進上海的一群,在上海的郊野安營扎寨,形成部落似的區(qū)域。在那里的學校,倘若不說蘇北話,便將遭到排斥。這就是上海這城市的語言情況。我們是屬于那一類打散在群眾中間的同志,我們居住在最典型的上海的區(qū)域:盧灣區(qū)。這使得我們必須學習說上海話,不會說上海話使我們很自卑。從整體上說,像我們這些同志是打著腰鼓扭著秧歌進入上海的。腰鼓和秧歌來源于我們中央政權戰(zhàn)斗與勝利的所在地延安,延安這山溝溝里的小東西后來成為上海最主要的一條東西大道的命名。而個別到我們家,再個別到我們家的我一個同志的后代,則是乘了火車坐在一個痰盂上進的上海。據說未滿周歲的我當時正拉稀,進上海的第一個晚上,就去了某醫(yī)院的急診間,打針引起的哭嚎聲驚破了上海的優(yōu)雅的夜空。
在有了記憶之后,上海就以其最高尚和最繁華的街道的面目出現在孩子我的眼睛里。這條街道以那場最具關鍵性的戰(zhàn)役為名。這場戰(zhàn)役決定了我們的政權挺進中原,又渡長江,從野到朝。一個同志和他的后代居住在這條街道上,是具有歷史性意義的。這是一條美麗的街道,兩側有茂盛的法國梧桐,人行道鋪著整齊的方磚,櫥窗里琳瑯滿目,五光十色,馬路中間有一條鐵軌,走著叮當作響的電車。這個孩子在她有了記憶的日子里,就喜歡上了這條街道,與它形影不能分離。她一來到她家弄口,面對了這條街道,喜悅的心情就一點一點滋生。人群與車輛永不停息地流淌,生氣勃勃,喜氣洋洋。太陽照耀在建筑物上,陽光變成有實體的存在。街道的美麗就在這里,那就是把抽象的自然物變成具體的實物,它給無形的東西做了一個盛器,使之變成有形的了。比如陽光;還比如電那本來在雷雨之夜轉瞬即逝的東西,在此成為夜晚的輝煌裝飾,這使世界得到根本性的改觀;再比如空間,街道具有給空間命名的特性,本是混沌無狀的空間被街道切割得又整齊又清楚,好辨別好稱呼。這其實是使人對世界的認識來個大改變,這使人認識世界有了現實的依憑。從前,認識世界是像參禪一樣。從前,描述世界也總是用混沌這樣的字眼。比如以色列人說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叫人摸不著頭腦。中國神話中的盤古,說是執(zhí)一柄大斧,開天辟地,究竟是怎樣的天與地,中國神話也含糊了過去。然而,城市的街道卻把這混沌的世界弄清楚了。它們劃分了平面,建筑物進一步規(guī)劃了空間,從此,一切就都有了名目。這些平面與空間的劃分富有秩序感和節(jié)奏感,具有嚴格的合理性,呈現出嚴格的邏輯的美感。由此出發(fā),我便以為像我們這樣生長在城市以觀賞街道為樂事的孩子,是有一個具體化的頭腦。我們善于領略具體的景物,不喜歡抽象的東西。其間的區(qū)別有點類似中西方的畫派。我們喜歡實事求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的油畫;而國畫的那種空白的理論,要我們從空白中去想象無窮的存在,是打死我們也做不到的。而我們還具備邏輯性的歸納概括能力,我們會從一般性的事物中去推論出特殊的性質,又從特殊性的事物中去推論出一般的性質。舉個例子:根據一個蘋果加一個蘋果等于兩個蘋果的特例,我們可推論出一個香蕉加一個香蕉等于兩個香蕉而最終理解為一加一等于二的普遍規(guī)律,我們決不會在一個蘋果加一個蘋果上吊死。反過來,我們也可以從一加一等于二的普遍規(guī)律出發(fā),應用到蘋果香蕉及一切個別事物上去。所以,在我們的城市上海,計算的人材層出不窮,計算是邏輯能力的一個代表。再因此,像我們這樣的孩子所匱乏的東西便可一目了然,那就是想象力了。這就是我們的城市上海特別缺乏詩人,即便有也不成器的最重要原因。我們極少數的小貓三只兩只的詩人,也都是從街道的夾弄里生長出來,就好像一顆鄉(xiāng)下的草籽,很偶然很奇遇地落到了墻縫中,風吹日曬,最后長出了一株狗尾巴草。
這個坐在痰盂上進入上海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樣,喜歡具體的事物,善于推論,又有想象力,惟一有點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在春節(jié)這樣的傳統(tǒng)假日里,別的孩子都去走親戚家,而孩子她只能走同志家,這時候她會有一點寂寞,有一點孤獨。她覺得自己和大多數人都不同,人家有的她沒有,這使她產生了一種外來戶的心情,好像她是硬擠進人家的地方似的。什么才是她的地方呢?孩子她漸漸還發(fā)現這城市中有許多街道是她所未涉足過的,比如說老城隍廟。站在她生活的街道上,想象一座廟是不可能的,她對廟這樣東西毫無經驗可言,而她同志式的父母從未帶她去過老城隍廟。有鄰家的男孩向她炫耀從老城隍廟買來的香煙牌子,上面畫著面目猙獰的古人,一個又一個。老城隍廟因此便有了恐怖的神秘色彩。還有玻璃彈子,那樣子的光溜溜的、在男孩骯臟的手指間準確彈射的彈子,會使孩子她心里生出一種暗淡的甚至有些猥褻的感覺。過了許多年之后,孩子她做了一個作家像我們這樣沒有想象力的孩子怎么會做一個作家?這作家是不是那作家?我想,孩子她多年后做了作家,根源就在當人家去走親戚家,孩子她只能走同志家,她心感寂寞時,得到了一個冥思的機會,這機會就像墻縫里的狗尾巴草一樣露了頭。總之,她后來做了作家。這時候,她再回想幼年時,從鄰家男孩頑劣的游戲中透露過來的老城隍廟的氣息,其實就是歷史的氣息。歷史這樣的字眼,對孩子她是陌生的,對這城市街道上所有的孩子都是陌生的。等他們到了讀書的年齡,這字眼便成了一門功課的概念,這就更糟了,這說明他們對歷史這字眼的認識走上了歧途,并將越走越遠,尤其是那些歷史得滿分的學生,這和南轅北轍的道理相同。
在孩子她成長為一個作家的過程中,她總是對老城隍廟心懷向往,她常常有意無意地選擇老城隍廟附近的地方去做她的事情。比如當她需要調查學校的時候,她就去老城隍廟旁邊的小學校。當她接近老城隍廟的時候,她會想起時間這一個問題。時問只有當它過去了的時候,才會體現出來,因為它會留下痕跡。孩子她生活的那條街上,只有現在,現在是一個點,而時間的特征是線,未來則是空白,時問無所依存。孩子她一旦注意到時間,就會有一些奇異的感動,她沉寂的想象力受到了刺激。她覺得走在老城隍廟附近的人,面目都帶有滄桑的感覺,可是誰會對她說呢?誰認識她呢?外來戶的感覺又一次升上心頭。孩子她其實特別愿意和人交朋友,卻很少機會,白天人們都不在家,夜晚敲人家的門很不禮貌,街上的人都是過客,行色匆匆。她語言已經掌握得很好,將這種不上書面的語言說得滾瓜爛熟,可是這絲毫沒有減輕她的孤寂。孩子她如果不做作家問題倒不大,問題就在于她做了一名作家,她需要許多故事來作她編寫小說的原材料,原材料是小說家的能源問題。孩子她覺得自己作為一個作家非常倒霉,她所在的位置十分不妙。時間上,她沒有過去,只有現在;空間上,她只有自己,沒有別人。這樣,她新舊故事都沒有,尋找故事成為她的苦事一樁。她有時候去遠處旅行,有時候則一頭扎進故紙堆中。漸漸地,她就有些模糊了目標,故事不故事對于她不再那么重要,她的注意力轉移到另一個問題上,那就是:孩子她這個人,生存于這個世界,時間上的位置是什么,空間上的位置又是什么。這問題聽起來玄而又玄,其實很本質,換句話說,就是,她這個人是怎么來到世上,又與她周圍事物處于什么樣的關系。孩子她用計算的方式將這歸之于縱和橫的關系,一切就都簡單多了。前面已經說過,這個城市里的孩子都具有邏輯頭腦,推論對他們不在話下。再后來,
她又發(fā)現,其實她只要透徹了這縱橫里面的關系,就是一個大故事。這縱和橫的關系,正是一部巨著的結構,F在,一部巨著的結構已經有了,別的就都好說啦!
王安憶,當代作家,祖籍福建,生于南京。曾在安徽農村插隊,后當過文工團演奏員、文學編輯,F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1977年開始發(fā)表作品。著有長篇小說《六九屆初中生》《紀實與虛構》《長恨歌》《啟蒙時代》《天香》《匿名》等十余部,以及大量中短篇小說、散文、文學理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