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出版說明本書由美國西雅圖市華盛頓大學出版部于1977年用英文出版，是李濟先生的最后一部專著。1982年，日本學者國分直一根據(jù)英文打字稿將本書譯成日文，書名譯為《安陽發(fā)掘》，由日本新日本教育圖書社在山口縣出版。1985年，文物出版社把由潘其風、韓康信從英文本譯出的本書第十五章《關于殷商人的體質人類學的評述》收入《安陽殷墟頭骨研究》一書，篇名為《關于殷商人群的體質人類學概述》。199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由蘇秀菊等據(jù)英文本翻譯的中文譯本，但原書圖版大多未采用。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將本書編入《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典·李濟卷》時，以蘇譯為藍本作了校訂。本書收入2006年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濟文集》(第二卷)時，李濟先生的哲嗣李光謨對本書又作了復校，中文譯本中的舛誤大體都得到訂正，第十五章的校訂參照了潘、韓的譯文；凡移用日譯本的插圖，都予注明。
　　本書以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李濟文集》為底本，對全文作了重新校讀，個別注釋作了相應調整，插圖作了隨文處理，彩色圖版也作了重新設計，并增加了李濟《殷文化的淵源及其演變》、張光直《李濟著〈安陽〉一書評介》和李光謨《李濟和他的〈安陽〉》三篇文章。
　　本書是迄今為止以饗讀者的最好版本。自序1928至1937年間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安陽發(fā)掘所得的考古資料，自抗戰(zhàn)以來已出版了幾期《中國考古報告集》，為進一步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奠定了新的基礎。這批材料之所以重要有其一些理由，以下三點也許可首先考慮：
　　第一，當上個世紀末古物家開始知曉甲骨文時，甲骨文只被當作古董在小販及古董商手中流傳。學者們對甲骨文的學術價值大多抱有懷疑。如民國初期一位杰出的古文字學家就公開宣稱這是偽造品，但也有幾個嚴肅的學者發(fā)表了一些關于甲骨文性質、內容的研究文章。1928年，史語所考古組在安陽小屯進行科學發(fā)掘并發(fā)現(xiàn)有字甲骨時，甲骨文存在于殷商時期也就無可懷疑了。從此使中國古文字研究開始在新的基礎上進軍，許慎《說文》在近兩千年對中國文字解釋的權威性開始發(fā)生動搖。
　　第二，通過現(xiàn)代考古發(fā)現(xiàn)的許多史前遺址是過去舊史學家所完全不知的。田野考古工作者一次又一次地系統(tǒng)記錄小屯發(fā)掘情況，以及無論與刻字甲骨有聯(lián)系還是無關的全部手工制品，當然還包括全部陶器和陶片。在近25萬片陶片中，約可復原1500件完整的標本。筆者依據(jù)這批陶器資料呈現(xiàn)的器形及可分期的類型所編纂的《殷墟陶器圖錄》，脫稿于戰(zhàn)爭時期，于1954年在《中國考古報告集》上發(fā)表。這一陶器群在新發(fā)現(xiàn)的史前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與中國最早的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這二者之間建立了最堅實的聯(lián)系。在安陽發(fā)掘過程中，考古工作者在小屯遺址中已被甲骨文確定時代的殷商文化層下，發(fā)現(xiàn)另一史前文化堆積，其內涵與廣泛分布于山東和東部沿海一帶的龍山文化極相似。
　　第三，同樣重要的是這一陶器群為研究小屯許多墓葬和侯家莊王陵出土的青銅禮器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資料。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墓葬中出土的青銅禮器呈現(xiàn)兩個特征：其一是大部分器形明顯為西周初期所承襲，如鼎、鬲、觚、斝、爵、盂和盤等；其二，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器形在與其同時代或史前文化的陶器中找到原型。所以，兩地墓葬中出土的這批青銅器實際上是人所熟知周朝器皿的祖型。此外，安陽青銅禮器繼承新石器時代陶器的器形，清楚地顯示了它與可能是祭祀用的史前陶器具有牢固的聯(lián)系。
　　安陽自序安陽發(fā)掘在文化、社會和地理等其他方面也是重要的。本書只將這些內容概要介紹。本書撰寫過程中，蒙許多朋友鼎力協(xié)助。首先我應感謝研究所的同事們，無論在核對原始材料，重新考查出土物，還是查找文獻目錄方面，他們都全力協(xié)助。在美國朋友中，十多年來一直堅持閱讀筆者在《中國考古報告集新編》上發(fā)表的所有英文文章的費正清夫人(費慰梅)，閱讀了本書全部原稿，并為使本書語言通暢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筆者的老朋友羅杰斯教授不僅對原文加工潤色，還為本書寫了序言。對此筆者深表感謝。
　　賈士蘅女士也給筆者以多方幫助，開始曾幫助筆者搜集原始資料，編纂?yún)⒖紩�目，用打字機打正文和注釋，最后又仔細審核全部校樣，筆者非常感謝她耐心而又熟練的幫助。對攝制全部圖片的宮雁南先生也應致以感謝。史語所的領導人特許我使用了不少尚未發(fā)表的照片。對此，筆者也深致謝意。
　　李濟序言安陽發(fā)掘從一開始，其目的就是發(fā)現(xiàn)古代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而不是尋找藝術品和埋葬的珍品。因而安陽的發(fā)現(xiàn)史也就是從發(fā)現(xiàn)刻有中國古文字的“龍骨”開始的。所以李濟先生敘述了此發(fā)現(xiàn)的獲得情況的種種方面，并介紹了參與此事的一些主要人物。一旦認識到所說的“龍骨”就是占卜者于其上刻寫有求于神的卜辭的龜殼或牛肩胛骨，這些珍品就以甲骨聞名了，于是掀起了積極尋找更多的有字甲骨并將其文字譯成現(xiàn)代文的熱潮。
　　幾個世紀以來，中國的學問集中于對古典著作的精細考證，因此，許多學者渴望了解甲骨卜辭的內容。對這些字的正確解釋需要把發(fā)現(xiàn)的甲骨與稱職的學者所作的古代遺址考古發(fā)掘的全部記錄結合起來。這就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因為中國學者的本行是讀書，而視從事體力勞動于學習無益，因此，使安陽考察成為可能的社會需要和體力需要，必然要求學術界和社會來一次革命。有幸的是中國已為此作好了準備，若無這種社會和智力變革的新形勢，安陽發(fā)掘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因此安陽考察計劃產生于社會革命，而最終又以不斷變化的政治形勢為轉移。
　　自始至終負責安陽發(fā)掘的李濟先生為完成這項光榮任務已作好了準備。李先生在中國接受古典式教育后，又到哈佛大學深造并獲人類學博士。當時，外國考古學者在中國很活躍，但他們主要集中精力在尋找遠古人類和研究從舊石器到新石器時代的中國文化。李先生回國后，結識了那些正忙于探尋古代中國歷史奧秘的外國杰出學者。李先生從事田野工作之初也是探討新石器時代的資料，他很快就卷入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活動，即使用中國傳統(tǒng)的方法探尋、考釋中國早期的文字記錄。
　　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任務一開始就是把研究古典文獻和仔細的田野考古方法結合起來。研究所選擇李濟指導安陽發(fā)掘是明智的，因他受過兩種訓練，足以把研究仍處于傳說中的中國早期青銅時代和把此時代置于中國信史的適當?shù)匚贿@兩者恰當?shù)亟Y合起來。李先生現(xiàn)在是對安陽發(fā)掘的起因及安陽考古發(fā)掘工作加以描述，并最后對一些考古學者從安陽殷墟發(fā)現(xiàn)的大量資料中所獲知識進行總結的最合適的人。
　　前兩章中，李先生一開場就介紹了現(xiàn)代考古舞臺第一幕中的主要角色，敘述了最早認識中藥中的“龍骨”其實就是記敘早期青銅時代并把商朝引入信史領域的文獻的一些人物的重要細節(jié)。
　　第三、四章中，李先生說明了20世紀初期中國考古學的情景，并敘述了幾個杰出的外國人的貢獻。接著就是安陽發(fā)掘計劃的制訂，財政上的困難，他與弗利爾藝術館的最初合作以及該館與研究所的最后分手。
　　在第五章中，李先生開始敘述安陽的歷次發(fā)掘，并描述了主要出土物。對安陽的工作，一年接一年地作了回顧，直至由于日本侵略而被迫于1937年停止。接著的幾章介紹了日軍進犯南京前史語所逃難的情況。他們歷經漫長艱難的跋涉，攜帶著發(fā)掘的珍貴資料以及能搬運的圖書技術器械遷到中國西部，于此也不能久待，隨戰(zhàn)爭形勢的發(fā)展又得搬遷。這些似乎不可克服的困難并未挫傷他們的學術研究的積極性。研究所臨時住址一經安頓，他們立即恢復對資料的分析研究，并出版了一些著述。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結束，研究所返回原址。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結束給世界許多地方帶來了和平，但未給中國以和平。曾促使安陽發(fā)掘成為可能的那個智力和體力的革命在繼續(xù)升級。研究所很快被迫遷往臺灣，建立了新址，吸收了人員，恢復了工作。
　　最后幾章概述了安陽的種種發(fā)現(xiàn)及對這一里程碑式的成果進行研究而產生的一些主要著作。像中國一切考古活動一樣，安陽發(fā)掘從一開始就是與政治和政治形勢緊密相連的。李先生一直不允許因政治見解而永遠停止這個項目，或是用政治見解來渲染他作為一個學者的種種發(fā)現(xiàn)，這是值得大大稱贊的。
　　作為中國最早的青銅時代的發(fā)掘，安陽是個典范，對那些繼續(xù)從事中國考古的人也是個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