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風云錄》創(chuàng)作談
李克定
這部長篇歷史小說，主要描寫中國近代史上的三個重大事件：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庚子事變，時間跨度為18981901年。全書創(chuàng)作歷時三年，共完成100萬字，由河南文藝出版社分為三冊，連續(xù)推出。今年出版的是第一部《戊戌變法》，明年將出版第二部《政變因果》，第三部《庚子事變》。
戊戌變法是繼洋務運動之后，清王朝內(nèi)部發(fā)起的革新運動，它的目的是挽救危亡，抵御侵略。在它之前的洋務運動，學習、引進西方技術，從器與術的層面進行變革。戊戌變法吸取洋務運動失敗的教訓，將變法提升到道的層面，從輿論、教育、制度等方面革除積弊，試圖模仿日本成功的例子，來一次中國式的明治維新。然而事與愿違，由于中國守舊勢力的強大，加上康、梁等維新派政治上的不成熟，變法僅僅持續(xù)了103天，便因慈禧太后發(fā)動政變而失敗，徒然增加了一個百日維新的歷史名詞。當然，這次變法仍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今年是戊戌變法一百二十周年，站在兩個甲子之后回望1898，我們對推行變革的維新先賢，仍然保有崇高的敬意。他們?yōu)榫葒�救民而嘔心瀝血，甚至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他們那個時代，是國家沉陷、民族淪亡的開端，他們發(fā)出的呼號，是民族復興的先聲。這是今天我們?yōu)橹畩^斗的出發(fā)點，這也是這部小說給出的啟示。
關于人物塑造。文學是人學，一部歷史小說是否成功，關鍵要看你的人物能不能立起來，能不能讓讀者接受并喜愛你的人物。要做到這一點，作者必須熟知歷史，從宏觀上把握規(guī)律，細節(jié)上吃透史實。所謂宏觀，就是不能局限于一時一事。比如我寫近代史，便不能僅限于這一段的史事，而應該上溯數(shù)千載，貫通現(xiàn)當代。我為此做的功課是，老老實實地讀了數(shù)十年的史書，從原始社會到夏商周以來的歷史變遷，雖不敢說爛熟于胸，但對歷史大勢、政治沿革、文化流變，還是有了比較深入的認知。有這樣豐厚的營養(yǎng)作基礎，同時吸收當前歷史研究的最新成果，進行創(chuàng)作方能取舍得當，舉重若輕；筆下的人物才會有血有肉，立體多面，在讀者眼前活跳起來。具體來說，康有為這個變法的代表人物，既有開闊的眼光、超前的思想、非凡的勇氣，也有知識上的盲點、手法上的幼稚、政治上的妄動，這些缺陷與客觀條件相結合，決定了戊戌變法不可能成功。光緒皇帝上有太后牽制，下有大臣阻撓，是個皇權不完整的弱皇帝。他卻能夠不畏艱險，推行新政，難能可貴。但他同樣缺乏統(tǒng)籌全局、駕馭形勢的能力，他用沖動代替理智，用簡單的方法處理復雜的問題，他是兒皇帝而非政治家，這是令人惋惜的。與之相比，慈禧太后被許多人稱為成熟的政治家，我卻不愿采用現(xiàn)成的標簽，而把她作為一個人，一個歷史甚或現(xiàn)實中的人來刻劃。身為同治、光緒兩朝的實際統(tǒng)治者，她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皇帝也得對她唯命是從。然而，處在長達數(shù)千年的男權社會傳統(tǒng)中，她的權力是不正常的，顯得名不正言不順，無論心理還是現(xiàn)實，她都受到無形的制約。這使她特別頑強，又格外脆弱，使她不能按照常理出牌。她一面允許光緒變法，一面小心地監(jiān)視防范，生怕皇帝越出范圍。在高漲的維新浪潮中，她一步步地退卻，一天天地隱忍，表現(xiàn)得大度和開明，并不頑固和守舊。但當嗅到危險來臨，她便斷然出手發(fā)動政變，對于她來說，這是救國，更是保身。對這樣復雜的歷史人物，你不能用好與壞、正與反去框他們，而應深入他們的內(nèi)心，用同理心和同情心去推動情節(jié)，與他們同呼吸共命運。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運用正史的筆法，即使是虛構的部分，也要顯出史實的底色。唯有如此，才能寫出可信的人物，呈現(xiàn)歷史的本來面目。
這部書的藝術追求。歷史小說與現(xiàn)實小說的根本不同，在于它要有歷史的味道。而這種味道，僅靠歷史事件、歷史名詞裝點是遠遠不夠的，它要你用情節(jié)、用場景、用語言，去鋪陳、去描繪、去浸潤；歸根結柢，它要你用文字去體現(xiàn)，每一個段落、每一個字句，都要透出歷史的原汁原味。這話說說容易，做到很難，它要你有扎實的文字功力，有一分力顯一分功，有一點虛怯便會露餡。在這部書中，我希望給讀者更多的歷史味，希望他們從中讀出古人的情調，古典的韻味。我甚至想，最好能讀出《三國》的宏大，《水滸》的鮮活，《紅樓》的優(yōu)雅，三言二拍的意味深長，拍案驚奇。這樣說似是一種野心，但若沒有這種企圖心，歷史小說的作者便有愧于中國的文學傳統(tǒng)，有負于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學風骨。在我看來，文字和語言，不僅僅是講故事的載體，它其實是文學的本體，文學的靈魂。寫好書中的每一組對話，每一首詩詞，使每一段文字都感情飽滿，活色生香，是我對自己提出的要求，也是本書的特色所在。
對本書立意的再思考。《洋務運動》和《晚清風云錄》，是我先后創(chuàng)作的近代姊妹篇。兩部書貫串著一條主線，就是對西方入侵做出反應。從英法聯(lián)軍火燒圓明園開始，到八國聯(lián)軍血洗北京城為止，這是長達四十年的歷史悲劇。但這又是一幕壯劇，中國的有識之士，為了因應 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語），自覺地開眼看世界，著手學西洋，相繼開展了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奮力尋求自救和自強。與此同時，底層民眾發(fā)起義和團運動，他們從樸素的愛憎出發(fā)，用原始的暴力反對西洋勢力。這深刻表明，戊戌變法是洋務運動的深化，義和團運動是戊戌變法的反動。這些運動無一例外都失敗了，這就留下一個歷史考問：古老、保守的中國農(nóng)業(yè)文明，如何應對新興、強勢的西方工業(yè)文明？這個沉重的歷史包袱，中國人整整背了八十年，直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才滿懷信心地破解這一命題，踐行民族復興這一偉大主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洋務與維新，是中國開放的最早嘗試，其內(nèi)在邏輯一以貫之，與當前的國運緊密相連。因此，對那段劇烈震蕩的歷史，我們需要重新審視，深入研究。為研究提供文學的文本，為現(xiàn)實提供歷史的借鑒，正是本書的創(chuàng)作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