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初，建南院長組織研究院的教授討論出版中國城市治理研究系列叢書。多年來，我一直從事城市文化和城市形象的研究，領下這個任務，一方面是對自己多年研究的一個梳理和反思；另一方面，也是自己作為改革開放同齡人的一個紀念和回顧。

以往我做的城市形象研究，多是基于一個特定的城市以及特定的受眾，研究方法比較明確，研究目的也比較清晰。而此次研究，是跨越城市的邊界，覆蓋全國，且縱橫40年，研究的破題，就頗費思量。

從傳播學出發(fā)，對于城市形象的研究，一般有兩個進路。第一個進路是基于公眾認知的調查，如凱文 · 林奇提出的城市形象是對城市的公眾印象，它是許多個人印象的疊合。了解這種城市形象可通過民意調查的方式來實現，但對于那么多的城市，民調耗費巨大，且由于沒有歷史性的數據，只能反映現時的結果，而無法進行歷時的比較和分析。第二個進路是基于媒體的內容分析。隨著大眾媒體的發(fā)展，人們實際生活在李普曼所言的擬態(tài)環(huán)境。由于現代社會已從村落擴大為全球，社會分工也從傳統(tǒng)的自給自足走向了專業(yè)分工，人們不再是通過自己的親身經驗去感知世界，而更多的是通過媒體供給的信息去了解和建構世界。因此，媒體構建的城市形象也成為公眾認知城市的重要入口。

基于此，本研究選擇媒體形象這一視角來解讀中國城市形象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發(fā)展和變遷。解讀媒體形象的第一步是選擇分析對象，一個理想的對象是某一數據庫里包含了40年以來所有或絕大多數的中國報紙。遺憾的是，學術界運用最廣泛的中國期刊網雖然收錄了國內公開發(fā)行的500多種重要報紙，累積報紙全文文獻2 000多萬篇，在媒體的代表性上已足夠，但時間跨度卻是從2000年以來，無法反映改革開放40年的全貌。另一個使用較多的報紙數據庫則是方正的中華數字書苑。該數據庫自稱收錄報紙500多種，擁有3 000萬篇新聞，最早回溯至1949年。理論上，該數據庫中的報紙的代表性和時間跨度都能滿足要求，但當我們試運行檢索時，卻發(fā)現相關的信息（尤其是改革開放初期）集中在少數幾家報紙，媒體的代表性存在著很大的問題。

我們只能退而求其次，在理想的分析方案之外選擇一個可操作性的方案，即選擇一個數據庫，這個數據庫必須對新聞文獻統(tǒng)一進行收集，沒有缺失，且時間跨度能滿足改革開放40年的要求。最終，我們選擇了《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度嗣袢請蟆纷鳛橹袊�共產黨的中央機關報，已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國家主流媒體之一，其刊載的每一篇新聞報道都反映了黨的政策走向和輿論方向，建構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媒介議程設置。對其傳播的城市報道展開內容分析，可以比較客觀地反映中國各類城市形象的變遷過程和發(fā)展趨勢，探究其背后的歷史語境和認知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