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曲

與其在爭奪權力中死去，不如在歌唱和平中老去。

世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如此水乳交融，卻又暗藏兇險。權力多面、價值多元、經濟多變等構成了一副彼此撕裂卻又息息相關的國際政治圖景。如何在這個眾聲喧嘩的國際舞臺發(fā)出自己的聲音，贏得人心，獲得共鳴，成為每個國家公共外交的重要任務。

在公共外交領域，美國是先行者，早在冷戰(zhàn)初期美國就將公共外交的攻心之道運用自如，并在瓦解前蘇聯(lián)意識形態(tài)中發(fā)揮過重要的作用[ 公共外交在現(xiàn)代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 在于它被視為一種在國外培植信任和理解的有效工具。通過國際信息和文化交流來增進與其他國家的相互認知, 是美國公共外交中明確而至關重要的目標。]。然而，隨著前蘇聯(lián)的解體，公共外交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地位由盛至衰，直至911事件發(fā)生之后，美國學術界和政治精英開始懷念公共外交在冷戰(zhàn)中的運用，尤其對音樂的成功運用極為推崇。2012年1月美國頗有影響的雜志《外交歷史》（Diplomatic History）甚至組織了音樂外交專刊，對音樂在美國冷戰(zhàn)史上的影響和運用作了比較全面的探討，認為音樂是一種能征服人心和思想的秘密武器，是穿越邊界、創(chuàng)建理解和認同，推動全球化非常重要的因素。[《外交歷史》雜志中Kathryn C. Statler The Sound of Musical Diplomacy和Jonathan Rosenberg, America on the World Stage :Music and Twentieth-Century U.S Foreign Relations兩篇文章分析和討論了音樂在冷戰(zhàn)中的運用；Jenniffer L. Campbell ,Emily Abrams Ansari, Danielle Fosler-Lussier, Jessica C.E. Gienow-Hecht四位學者從不同角度對音樂外交進行了探討。]冷戰(zhàn)后的加拿大、德國、伊朗、土耳其等世界各國也逐漸重視公共外交，力圖向世界傳達自己的文化與理念，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加拿大認為,保護一個國家的思想和準則的惟一方法是讓外界知道它，為此它投入了各種資源。德國的原則是向有學識的群體講述價值觀和準則, 使之更好地了解德國。英國在確定其公共外交理念的時候，首先考察了英國在海外面臨的老大帝國形象問題，然后確立了創(chuàng)意英國和重塑不列顛的理念。一些發(fā)展中國家同樣重視公共外交。伊朗認為, 能否立足世界取決于能否以公共外交改變世界輿論, 開展文化及文明對話,有可能改善外部環(huán)境。土耳其把信息外交和文化合作外交, 看成評估本國海外形象以及與各國建立深層和穩(wěn)固關系的重要環(huán)節(jié)。]當今時代，中國前所未有地走入世界政治和經濟舞臺中心，我國的發(fā)展模式在國際上獲得了更多關注與認同，但諸如銳實力（sharp power）[ 銳實力一詞，首見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2017年12月初發(fā)表的一份主題報告，副題是充滿警惕色彩的上漲中的專制主義影響力。長達156頁的報告中指出，過去10年來，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專制政體不惜重金在國際上推展文化活動、學術與教育計劃、投放媒體廣告等，以影響國際社會對這兩國的印象。隨后英國《經濟學人》雜志12月16日做了封面專題。這個名詞集中體現(xiàn)了西方國家對中國影響力擴展的不滿、警覺與反彈。]等形形色色的威脅論調仍此起彼伏，各種質疑、誤解、成見、偏見等給中國的長遠發(fā)展帶來了極大的不利。而公共外交無疑是爭取和平的國際環(huán)境、睦鄰友好的周邊環(huán)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環(huán)境和客觀友善的輿論環(huán)境[胡錦濤同志在第十次駐外使節(jié)會議上的發(fā)言]的重要方式。近年來，中國外交部不斷加大對公共外交投入，加強公共外交體制機制建設。1999年6月，外交部新聞司設立因特網(wǎng)主頁管理處，負責外交部和駐外使領館網(wǎng)站工作。2004年，成立公眾外交處，負責網(wǎng)站工作、公眾外交協(xié)調。2008年，更名為公共外交處。2009年10月，成立新聞司公共外交辦公室，負責外交部、駐外使領館公共外交工作的統(tǒng)籌規(guī)劃和綜合協(xié)調。2010年8月，成立由資深外交官和專家學者組成的公共外交咨詢委員會，向國內外公眾介紹、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和發(fā)展理念。2012年8月，新聞司公共外交辦公室升格為外交部公共外交辦公室。中共十八大報告首次將公共外交正式寫入中國共產黨綱領性文件，明確提出：我們將扎實推進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這表明公共外交被進一步提升至國家發(fā)展的戰(zhàn)略高度。2013年10月24日，習近平主席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著力加強對周邊國家的宣傳工作、公共外交、民間外交、人文交流，鞏固和擴大我國同周邊國家關系長遠發(fā)展的社會和民意基礎。在一帶一路所倡導的五通中，民心相通與政策、道路、貿易、貨幣相通并列，凸顯了公共外交的重要地位，而講好中國故事成為近年來中國公共外交傳播中國文化、增進民心交流的重要舉措。中共十九大中習主席提出 推動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可以說是超出一己私利，將中國與世界命運放在休戚相關的共同體中來考慮，給全球治理和公共外交貢獻了極為智慧的外交思想。

公共外交的研究雖然近年來是學術界的熱點議題，然研究者大都注重其宏觀的學理性分析，對于如何進行公共外交還缺乏比較微觀而深入的探討。而音樂，作為一種獨特的情感藝術，一種無國界的語言，常常會被有意識地作為一種公共外交的方式與他國進行溝通，尤其是近年來，當國家之間的關系處于冰點或瓶頸時期時，音樂的運用尤為突出。[ 2003年，伊拉克國家交響樂團在華盛頓演出，希望贏得美國公眾的心；2007年，委內瑞拉總統(tǒng)查韋斯派Simón Bolívar Youth交響樂團出訪歐洲，希望能借此打造其國家形象；2008年，美國紐約愛樂樂團首次踏上朝鮮平壤的土地，希望推進與朝鮮經濟貿易和核武器問題的對話；2010年初，伊朗政府派出德黑蘭交響樂入團去歐洲傳達其善意和友好，并派發(fā)免費門票等。]雖然音樂是國際社會中非常活躍的因素，是跨越國家邊界的一種滲透性文化產品，在國際關系中的影響非常獨特,但從國際政治角度研究音樂與公共外交的卻是極少，這無疑是令人遺憾的。之所以產生這一現(xiàn)狀，一方面或許因為國際關系學催生于戰(zhàn)爭之中，對于軍事、安全、權力等與國家生死存亡相關的議題比較關注，而對于似乎與戰(zhàn)爭比較絕緣的各類審美藝術，反映人類情感力量的研究則比較忽視；即使在研究行為體的觀念、心理等主觀因素時，也傾向于運用科學的方法，獲得理性的、普遍的知識。[參看陳玉聃，《音樂的國際關系學:國際關系研究的一個文化視角》，載于《外交評論》2011年第3期]音樂則被學術界視為所聞而未所見之物，是純粹主觀和非理性的藝術，它所涉及的是情感性的知識，[ Roland Bleiker, Of Things We Hear but cannot See: Musical Exploration 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sou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music ,culture, and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2005，p189.]因而被長久地排除在國際關系研究的視野之外。另一方面，究竟有多少人心能被音樂所俘虜，哪些因素最終能影響國際關系，其效用的無法估量性和跨學科難度也使得研究者的探討往往進退維谷。其實不管行為體是國家、國際組織或者是其他，他們都是由人組織起來的，只要是人，都無法避免其生活經歷、文化教育、情緒、性格等各方面對于決策的影響。[美國神經學專家曾做過一項關于理解圖像和敘述是如何影響抉擇的研究，結論表明人們的抉擇更多是被情緒影響，而非理性所決定。參看Cynthia P. Schneider，（新希爾比施奈德博士擔任布魯金斯學會薩班中東政策中心下屬的藝術和文化促進會的主任并位列電視熒屏上穆斯林協(xié)會的領導人之一。亦是喬治城大學外交實踐的杰出教授。施耐德曾在1998至2001年間擔任美國駐荷蘭大使。）The Unrealized Potential of Cultural Diplomacy: Best Practices and What Could Be, If Only. . . ， The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 Law, and Society，Winter 2009，P264]而正因為音樂效用的不可估量，如同海面底下的冰山一般，反而使這個議題更值得被關注，更具有啟發(fā)意義。對藝術的研究往往促使我們重新審視一些被忽視的內容：藝術的價值、人的命運、人性的復雜，世界的可能性等等。那么，音樂究竟能如何具體地被運用于公共外交？又能發(fā)揮多大的影響和作用？其制約因素有什么？鮮有研究對此進行深入探索。本文試圖填補這項空白，通過對多種資料的搜集與分析（如政府文件與報告、學術研究論文、新聞報道、深度采訪等，力圖將定性與定量研究方法相結合），系統(tǒng)地討論音樂這種藝術方式在公共外交中的具體運用，探索它如何發(fā)揮其增進溝通與安全、增加權力與影響、創(chuàng)建觀念與認同的潛在作用，使音樂這一日常所聞之物呈現(xiàn)出其被忽略的獨特戰(zhàn)略意義，變?yōu)榭梢娭�物，以給中國公共外交的理論研究提供新的視角，開拓不同文明之間心靈話語溝通研究途徑。本文欲借用交響樂的結構來安排行文順序：

序曲是研究背景與問題的提出。

第一樂章是文獻回溯。主要對公共外交和音樂理論進行梳理和論述，并對國內外國際政治中關于公共外交及音樂研究進行文獻綜述，闡述此課題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意義。

第二樂章是音樂的槍炮外交分析。主要探討音樂在公共外交活動中作為進攻性工具的運用，探索音樂作為政治先鋒和觀念大使兩種角色是如何具體地被運用于公共外交之中，發(fā)揮其試探對方政治意圖、開啟善意對話、軟化敵對情緒，加強文化認同的作用。

第三樂章是音樂的玫瑰外交分析。本章主要探討音樂在公共外交活動中作為防御性工具的運用，探索音樂作為身份標識和文化橋梁兩種角色是如何具體地被運用于公共外交之中，發(fā)揮其吸引他國公眾的興趣和好感、建立彼此之間的交流和溝通、塑造國家形象、增進彼此信任的長遠防御性作用。第二、三樂章分別選取了20世紀50年代美國爵士樂在冷戰(zhàn)中的運用以及中俄（蘇）關系中的音樂文化傳播為典型案例，從出訪背景、目標公眾、傳播媒介、效果評估四方面進行分析，探尋冷戰(zhàn)時期美蘇兩個大國如何運用音樂于其公共外交活動，以爭奪在國際舞臺上的領唱權。當時美蘇兩國面臨著一場前所未有的觀念之戰(zhàn)，而作為最能贏得人心的外交方式公共外交盛極一時。兩國分別針對世界不同的區(qū)域和國家開展了不同的外交活動，非常有意思的是，音樂不約而同地成為二者在公共外交歷史上所運用的冷戰(zhàn)武器之一。本文把兩國在同一時間段對音樂的不同運用進行比較，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考察音樂在公共外交中的運作和影響。

第四樂章探討音樂在中國公共外交中的奏鳴。主要選取最代表政府意圖和最高藝術水準的中國主流樂團出訪為例，通過中外紙質媒介對其出訪背景、目標公眾、表演曲目、媒介態(tài)度等各項內容進行分析，考察音樂在我國公共外交活動中的運用及影響，以給中國未來運用音樂進行公共外交提供借鑒。

尾聲部分探討音樂在公共外交活動中的弦外之音。主要探討音樂觀念的模糊性如何與政治理念產生偏離，音樂藝術的審美性如何與政治權力產生疏離，探尋音樂在公共外交中的潛力與張力。通過前文的研究，嘗試對音樂外交模式進行初步的理論構建，并對未來的研究做出進一步的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