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胡明揚

前幾年聽說上海有一份新雜志，叫《咬文嚼字》，名氣不小，而且敢于挑名家和大腕明星的錯，在踏踏實實地做推廣語言文字規(guī)范化的具體工作，可惜在北京我始終沒有看到過。我曾經(jīng)以為《咬文嚼字》大概是專門找錯別字的。這些年來錯別字滿街走，連公開的出版物和電視屏幕上也不斷出現(xiàn)錯別字，而且已經(jīng)到了“無錯不成書”的地步。因此我很贊成《咬文嚼字》出來清理清理語言文字領域的垃圾。

后來見到了《咬文嚼字》的合訂本，我打開一看就放不下了，幾乎是一口氣讀完的。我發(fā)現(xiàn)我還是小看了《咬文嚼字》，其實《咬文嚼字》并不限于糾正錯別字，而且還糾正出版物中出現(xiàn)的各種歷史文化知識和百科知識方面的錯誤，有的文章還告訴讀者很多在任何其他地方很難看到和查到的小知識。例如“這事兒黃了！”為什么說“黃了”？出處何在？（答案見該刊2001年第4期第25頁）因為我平時就愛讀一些雜書，特別喜歡讀一些能長知識的雜書，所以《咬文嚼字》正對胃口，一讀就愛不釋手了。

1993年我曾代表國家語委到江蘇、浙江、上海兩省一市檢查社會用字，在南京一家大商場就看見“商場”的“場”字的右邊戴上了一頂鴨舌帽，寫得跟“傷兵”的“傷”字差不多，這就不是規(guī)范不規(guī)范的問題，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錯字。一問，回答說是一位著名書法家寫的。我說不管他是什么人，“場”字沒有這種寫法，肯定錯了，應該改。后來改了沒有不清楚，很可能沒改，因為個把咬文嚼字的人說的話算什么！著名書法家還會寫錯嗎？由此也可見《咬文嚼字》任重道遠。

《咬文嚼字》涉及的實際上是反映作者文化素質(zhì)的各個方面的問題，不限于文字本身規(guī)范和不規(guī)范。這樣廣義地來看待語言文字問題是符合多數(shù)人的看法的。如果學生在作文中，說他們家的公雞下了蛋，老師不能因為這涉及知識問題，不是錯別字而放過去不改。改革開放初期，胡喬木同志看了紅學家吳世昌給《人民日報》的意見信作出批示，要《人民日報》改進語言文字工作，而吳世昌同志提的兩條意見都是知識方面的錯誤。一條是報上毫無根據(jù)地說葡萄酒是中國最早造的；另一條是報道一位針灸軍醫(yī)在自己身上試針時既扎了自己的子宮韌帶，又扎了自己的前列腺，問這位軍醫(yī)究竟是男是女。為此，《人民日報》召開了座談會，專門討論如何改進編校工作，提高報紙的語言文字水平。由此可見不能把歷史文化知識和百科知識修養(yǎng)問題排斥在語言文字修養(yǎng)之外，《咬文嚼字》咬定這些問題是完全正確的，而且是十分有益的。

前幾年某電視劇中一位女士稱別人的丈夫為“外子”，成了大笑話，而實際生活中由于不了解過去文人之間使用的稱謂而又要附庸風雅使用，結(jié)果鬧笑話的比比皆是。有一位比我小十幾歲的學者從國外給我寄來一張照片，稱我為某某“學兄”,我看了別扭極了。我和他從無同學之誼，哪來的“學”？而特別是“學兄”，我不是他的學生，又比他年長，即使是同學，也得稱一聲“學長”，怎么那么放肆地稱“兄”呢？因為過去只有師長稱學生才稱“兄”，如魯迅一直稱許廣平為“廣平兄”；而同學之間，不論年紀大小，班級高低，一律稱“學長”。這些歷史文化知識方面的錯誤當然要避免和糾正。

《咬文嚼字》不僅批評了種種語言文字方面的錯誤，而且還提供了不少正面的知識。文章短小精悍，富有趣味性，讀起來很有興趣�？墒沁@樣一份好雜志在有些地方甚至在北京很難看到，而很多文章恰恰又是批評生活在北京的作者的，把好文章送到全國各個地方去，特別是應該做好文化比較發(fā)達的地方的發(fā)行工作，例如北京。發(fā)展的地區(qū)要關注，發(fā)達的地區(qū)更要關注，因為發(fā)達地區(qū)的語文規(guī)范程度，對全國具有更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