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江南與江南文化的界定及當代形態(tài)

在當下，江南研究越來越熱，但其中有一些基本問題，特別是江南區(qū)域的界定、江南文化的源頭與精神，以及傳統(tǒng)江南與當今長江三角洲的關系，卻一直缺乏正面的研究與深入的闡釋，因而這里進行一些初步的界定與闡釋，以期為江南文化研究提供基本的語境與參照。

一、以明清太湖流域八府一州為核心區(qū)的江南區(qū)域概念

研究江南文化，首先要明確的是江南的地理范圍。但這又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歷史上不同的行政區(qū)劃，致使江南在地理范圍上屢有變化，并在學術研究方面形成了一些不盡相同的觀點。大體上看，古代的江南往北可涵蓋皖南、淮南的緣江部分，往南可以達到今天的福建一帶，往西則沿著長江以南一直延伸到四川盆地邊沿。如何解決這個難題，我們不妨借鑒馬克思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的方法論，即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后才能理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 卷）基于這一認識，馬克思研究商品，不是從有商品交換的古希臘開始，而是從商品經濟走向成熟形態(tài)的資本主義社會開始，所以馬克思說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我們研究江南，也應從江南地區(qū)真正走向成熟形態(tài)的時代開始。盡管魏晉以后，由于北方與中原的人口、文化大量南移，使江南地區(qū)在經濟與文化

前言江南與江南文化的界定及當代形態(tài).

上后來居上，但真正具有成熟形態(tài)的江南，是在中華帝國后期的明清兩代。在這一時期，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江南遠遠超過了中原與其他區(qū)域，同時也因為經濟與文化的發(fā)達，江南地區(qū)的政治地位也變得舉足輕重起來，因而說明清時代的江南地區(qū)已成為影響中華帝國的軸心，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據此，關于江南地區(qū)的界定，以李伯重的八府一州說最為可靠。所謂八府一州，是指明清時期的蘇州、松江、常州、鎮(zhèn)江、應天（江寧）、杭州、嘉興、湖州八府及從蘇州府轄區(qū)劃出來的太倉州。在李伯重看來這一地區(qū)亦稱長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總面積大約4.3 萬平方公里，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態(tài)以及經濟聯系等方面形成了一個整體，從而構成了一個比較完整

的經濟區(qū)。這八府一州東臨大海，北瀕長江，南面是杭州灣和錢塘江，西面則是皖浙山地的邊緣。這個地域范圍，與凌介禧所說的太湖水系范圍完全一致：其南以浙江［錢塘江］為界，北以揚子江為界，西南天目綿亙廣宣諸山為界，東界大海。江海山巒，構成了一條天然的界限，把這八府一州與其毗鄰的江北（即蘇北）、皖南、浙南、浙東各地分開，這條界線內外的自然條件有明顯差異。其內土地平衍而多河湖；其外則非是，或僅具其一而兩者不能得兼。

這八府一州在地理上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特點，即同屬一個水系太湖水系，因而在自然與經濟方面，內部聯系極為緊密。太湖水系，古有三江五湖之稱。實際上，嚴格地說，應當是一河二溪三江五湖。一河，即江南運河，北起鎮(zhèn)江，南抵杭州，縱貫江南平原中心地域，是京杭大運河的南段。二溪，即太湖水系的上流和水源，在西北是荊溪，西南是苕溪。……荊溪、苕溪兩水系，把太湖、松、嘉三府聯系了起來。……一般都認為三江是介于長江與錢塘江之間、位于太湖東面的入海河流。這些河流情況變化很大，到了明代中葉以后，只有黃浦江成為太湖東部的主要河流和太湖水出海的主干。當然，中小河流仍然很多，形成了著名的江南平原水網，把太湖以東蘇、松、嘉三府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太湖上納二溪之水，下通三江出海，形成了太湖水系的中心。太湖水系的主要河流，都是東西流向。但江南運河則縱貫南北，將東流各河連貫起來，使江南水網更為完備。另外，應天（江寧）府的大部分地區(qū)本不屬于太湖水系，但通過人工開挖的胥溪，亦與江南水網相接。說明這八府一州確實是一個由太湖水系緊密聯系的整體。（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

江南詩學：中國文化意象之江南篇

從成熟形態(tài)的視角出發(fā)，不難發(fā)現，在歷史上，盡管由于行政區(qū)劃的變化，江南地區(qū)在地理版圖上時有變化，但以八府一州為中心的太湖流域作為江南核心區(qū)卻始終如一。同時，這一界定也與江南概念的歷史演化相符合。根據相關學者的考辨，江南概念可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前者是指長江以南的除四川盆地外的廣大陸地地區(qū)，它大致與南方的概念是等同的；后者主要是指長江中下游以南的范圍，相當于江蘇省的南部、浙江省的北部和安徽省的東南地區(qū)。從廣義到狹義的過渡，是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進程。具體說來，在先秦到西漢時期，江南還沒有成為一個專有名詞，范圍也非常廣泛，包括長江以南、南嶺以北，包括現今的湖南、江西及湖北的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qū)。至東漢時期開始較多地指稱吳越地區(qū)，至魏晉南朝時期，江南概念的政治內涵比較突出，越來越多地代指南方朝廷，尤其是以建康為中心的吳越地區(qū)。因而在唐代以前，江南的主要意思是江之南，由于江在古代也可作其他河流的簡稱，因而江南還可指浙江以南、漢水之南。只是到了唐代特別是中唐以后，江南才越來越多地被用于指稱長江下游以南的吳越地區(qū)。（景遐東：《唐前江南概念的演變與江南文化的形成》）由此可知，無論是作為邏輯上最高環(huán)節(jié)的江南成熟形態(tài)，還是作為歷史上江南區(qū)域地理與地緣政治演化的結果，最終都指向了明清時代太湖流域的八府一州。

當然，八府一州說也不是沒有問題，由于過于偏重古代的太湖流域經濟區(qū)，這一界定有時也會顯得機械和不夠靈活，特別是忽略了與其在商貿與文化方面聯系密切的周邊城市，如江南十府說中提到的寧波和紹興。（馬學強：《近代上海成長中的江南因素》）還有盡管不直接屬于太湖經濟區(qū)，但在自然環(huán)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與城市文化上卻聯系十分密切的揚州和徽州，以及由于大運河和揚子江共同編織的更大水網而后來被納入長三角城市群的南通等。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我們不妨借鑒區(qū)域經濟學的核心區(qū)概念，將八府一州看作江南區(qū)域的核心區(qū)，而其他同樣有濃郁江南特色的城市則可視為其外延部分或漂移現象。瑕不掩瑜，作為江南區(qū)域在歷史上自然演化與長期競爭的結果，八府一州不僅圈定了江南地區(qū)的核心空間與主要范圍，其在江南經濟社會與文化上的主體地位，也是很難被其他相關的地理單元喧賓奪主的。這是我們選擇明清太湖流域八府一州作為江南區(qū)域界定的主要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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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長江文明為淵源、以詩性文化為本體的江南文化范疇

眾所周知，文化是一個內涵極其復雜的概念。關于文化的概念解釋，至今已有160 多種，一些主要說法之間的差別也相當明顯。這是影響江南文化的界定與闡釋的主要障礙之一。在關于江南文化的認識上，學界常見的是一分為三，即從文化小傳統(tǒng)的角度將之劃分為吳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這一劃分盡管便于應用和描述，但由系統(tǒng)論整體大于部分之和這一基本原理可知，作為有機整體的江南文化必然大于吳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不但大于它們中的每一部分，同時也大于三者相加之和，因而對三者的單體或共性研究決不等同于江南文化研究。

一旦以吳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取代江南文化，就直接遮蔽了江南文化作為一個整體的起源與本質。但在某種意義上，以吳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的研究取代江南文化研究，又恰恰是相關研究中最普遍的現象與事實。與我們前面在界定江南范圍時相似，要想在深層結構上解決界定江南文化的困難，首先也需要建立一個合法性的解釋框架。這是因為，任何解釋都是運用語言去描述和表現主觀體驗、解讀與建構對象的存在，由于這一切都是通過語言這樣一種特殊的實踐工具進行的，因而要想按照一個對象自身的存在把它闡釋出來，使之進入澄明之中，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則是所使用的代碼、語境以及話語主體的合法性問題。……古往今來，人們對江南文化的界定、言說不可勝數，而且由于觀察角度與價值立場的差異所造成的歧義與矛盾也層出不窮。而所有這些闡釋與矛盾，可以說都是由于對話語、語境與主體的合法性的追問付之闕如造成的。（劉士林：《中國話語：理念與經驗》）具體到江南文化語境，可從原始發(fā)生與精神本質兩方面進行探討。

從原始發(fā)生的角度看，在江南文化起源的研究中，長期以來占據統(tǒng)治地位的是黃河文化語境。它根源于我們熟悉的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即中華文明的起源是一元的，其中心在黃河中下游，由之向外傳播，以至各地。由此導致的一個直接后果是，對包括江南在內的中國相關區(qū)域文化的認識與判斷，均以作為黃河文明核心的齊魯文化理論譜系為基本語境。但由于黃河文化敘事的核心是政治倫理原則，而江南文化的精髓在于審美詩性精神，所以，以前者為文化語境解讀后者，結果往往是風馬牛不相及或適得其反的。如古代道學家一講到江南民風便嗤之以鼻，以至于古代色情小說也主要以江南的蘇、杭作為發(fā)生地。這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江南文化的真實精神與感性形象，也相當嚴重地干擾了人們對江南文化的認識與評價。如果說，江南文化在發(fā)生過程中確系黃河文明傳播而來，以黃河文化語境研究與闡釋江南文化，自然無可厚非。但在實際上，正如李學勤指出，一元論最根本的問題是忽視了中國最大的河流長江。而當代考古學的大量新發(fā)現，使新石器時代的長江文化第一次以全新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對傳統(tǒng)的中國文化以黃河文化為單一中心的論點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zhàn)！（李學勤等主編：《長江文化史》）考古學證明，早在史前時代，獨立于黃河文明的長江文明就已經存在，其主要證據如下：

第一，證明了早自史前時代，長江地區(qū)已有相當高度的文化。例如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年代不晚于仰韶文化，而有著很多自身的特點，其發(fā)達程度已使許多人深感驚奇。

第二，顯示出夏商周三代的中原文化，不少因素實源于長江流域的文化。比如說三代最流行的器物紋飾饕餮紋，便很可能系自江浙一帶良渚文化玉器上的花紋蛻變而成。

第三，從上古到三代，南北之間的文化交往實未間斷。以前人們總是過分低估古人的活動能力，以致長江流域一系列考古發(fā)現都出于人們意外。最近四川廣漢三星堆商代器物坑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發(fā)現，轟動海內外，是最典型的事例。

第四，中原王朝在很多方面，其實是依賴于南方地區(qū)。一個例子是，商周時期十分繁榮的青銅器工藝，其原料已證實多來自南方。在江西、湖北、安徽等地發(fā)現了當時的銅礦。還有線索表示，有的原料或許出于云南（有待進一步證實）。

第五，南方還存在通向異國的通道。已有一些科學證據告訴我們，早在商代便有物品從東南亞來到殷墟，同時商文化的影響也伸展至遙遠的南方。（李學勤等主編：《長江文化史》）

以上古時代自成一體的長江文明為背景，才能找到江南文化發(fā)生的真實的歷史搖籃。也可以說，只有首先解構了黃河文化語境在江南文化研究中的合法性，才能為真正的江南文化研究以及南北文化比較提供一種可靠的語境。

在精神本質的層面上，是要弄清楚江南文化最獨特的創(chuàng)造與深層結構。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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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廣義上都包括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江南文化也不例外。要深入認識、把握江南文化的本質，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本質？如果最簡單地說，本質是一個對象所獨有的東西，那么關于江南文化的本質，就可以通過與其他區(qū)域文化的比較來尋找。東南財賦地，江左文人藪。這是康熙寫給江南大小官吏的一句詩。這句詩很值得玩味，一方面，它表明政治家的眼光看得很準，與其他區(qū)域相比，江南最顯著的特點是物產豐富與人文發(fā)達。但另一方面，政治家也有很大的局限，他只能看到對政治統(tǒng)治有用的物質財富與人力資源。而在一般中國人的心目中，江南卻更多的是一個詩與藝術的對象，是三生花草夢蘇州的精神寄托，也是人生只合揚州老的人生歸宿。它可能很大，如白居易詩中的杭州，也可能很小，如李流芳畫里的橫塘，但作為超功利的審美存在卻毫無疑問是它們的共同特征。

從這個角度出發(fā)，第一，僅僅有錢、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即政治家講的財賦，并不是江南獨有的特色，在中國，天府之國的巴蜀，在富庶上就可以與它一比高下。第二，政治家講的文人薈萃，也不能算是它的本質特征，這是因為，孕育了儒家哲學的齊魯地區(qū)，在這一方面是更有資格代表中國文化的。江南之所以會成為中國民族魂牽夢縈的一個對象，恰是因為它比康熙最看重的財賦與文人，要再多一點東西。多一點什么呢？這也可以在比較中去發(fā)現，比如，我們可以說，與生產條件惡劣的經濟落后地區(qū)相比，它多的是魚稻絲綢等小康生活消費品；而與自然經濟條件同等優(yōu)越的南方地區(qū)相比，它又多出來一點倉廩充實以后的詩書氛圍。一般說來，富庶的物質基礎與深厚的文化積淀已經夠幸運了，特別是在多半屬于孟子說的救死恐不贍的古代歷史中，但江南文化的詩眼，使它與其他區(qū)域文化真正拉開距離的，老實說卻不在這兩方面，而是在于，在江南文化中，還有一種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實用理性、代表著生命最高理想的審美自由精神。儒家最關心的是人在吃飽喝足以后的教化問題，如所謂的驅之向善，而對于生命最終向何處去，或者說心靈與精神的自由問題，基本上沒有接觸到。正是在這里，江南文化才超越了諷誦之聲不絕的齊魯文化，把中國文化精神提升到一個新境界。（劉士林：《西洲在何處江南文化的詩性敘事》）

如果說，在江南文化中同樣有倫理的、實用的內容，與北方文化圈一脈相通，那么也不妨說，正是在審美自由精神這一點上，才真正體現出古代江南民族對中國文化最獨特的創(chuàng)造。在這里也需作一點補充，把審美精神看作江南文化的本質，并不是說中國其他區(qū)域沒有審美創(chuàng)造，而只是說這不是它們最顯著的貢獻。以齊魯文化為例，當然也有自己的審美性格與趣味，如孔子盡管最贊同的人生境界，是帶著幾個大人、幾個小孩，到春天的郊野中春游。但在儒家文化中，更明顯的卻是審美與倫理的緊張關系，所以孔子又嚴格區(qū)分了德與色，

德是倫理本體，色是感性存在，它們在多數情況下是無法和平共處的。由于沾染了過于濃重的道德色彩，儒家審美活動就顯得很不純粹，并經常發(fā)生以道德代審美的異化，但在江南文化中，由于一方面有比較豐厚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審美精神本身也發(fā)育得比較正常與健康，因而其現實的與道德的異化相對要小得多。中華民族生命本性中的審美詩性機能，正是在江南獲得了健康成長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由于審美存在代表著個體生命的最高理想，所以還可以說，人文精神發(fā)生最早、積淀最深厚的中國文化，是在江南詩性文化中實現了自身在邏輯上的最高環(huán)節(jié)。一言以蔽之，江南詩性文化是中國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由此可知，江南文化本質上是一種以審美藝術為精神本質的詩性文化形態(tài)。

此外，由于江南文化的特殊魅力，從古代開始，江南就開始了文化漂流，如我們熟知的塞北江南、鄒魯小江南等。但無論在哪里出現了江南文化現象，除了物產豐富和較高質量的物質生活，美麗的自然景觀和較高層次的審美文化享受，也一定是不可或缺的內容。這也反過來證明，江南詩性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核心內涵與最高本質。

三、以長三角城市群為載體的當代江南形態(tài)

作為傳統(tǒng)農業(yè)大國的一個重要部分，江南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巨變是不言而喻的�，F代化進程的程序與技術手段固然繁多，但城市化無疑是最核心與最重要的機制。與古代社會相比，當今世界主要是一個城市的時代。與現代世界相比，城市群已成為當代城市發(fā)展的大趨勢與人類文化最重要的空間載體。在江南文化的現代轉換與當代形態(tài)建構的意義上，人們熟知的長三角城市群已成為傳統(tǒng)江南文化的主要載體與最新形態(tài)。這是研究江南文化最需要關注的現實背景與發(fā)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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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tǒng)江南地區(qū)在當代之所以備受關注，與長三角城市群的形成與發(fā)展密切相關。最早提出城市群理論的是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1961 年，他發(fā)表了《都市群：美國城市化的東北部海岸》，第一次正面提出了都市群（megalopolis ）概念。城市群作為一個規(guī)�？涨�、內在聯系緊密的城市共同體，既是城市化進程發(fā)展到更高階段的產物，也把城市的形態(tài)與本質提到更高的歷史水平上。最值得關注的是，戈特曼于1976 年在《城市和區(qū)域規(guī)劃學》雜志發(fā)表《全球大都市帶體系》，認為世界上已有6 個大都市帶：（1）從波士頓經紐約、費城、巴爾的摩到華盛頓的美國東北部大都市帶；（2）從芝加哥向東經底特律、克利夫蘭到匹茲堡的大湖都市帶；（3）從東京、橫濱經名古屋、大阪到神戶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帶；（4）從倫敦經伯明翰到曼徹斯特、利物浦的英格蘭大都市帶；（5）從阿姆斯特丹到魯爾和法國西北部工業(yè)聚集體的西北歐大都市帶；（6）以上海為中心的城市密集區(qū)。他還特意強調這是一個研究比較少的大都市區(qū)。（劉士林：《2007 中國都市化進程報告》）此后，以長三角經濟區(qū)、長三角都市經濟圈的規(guī)劃與建設為核心，關于長三角城市群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研究層出不窮。但在這些研究中，也有一個很嚴重的疏漏。盡管城市群是一個西方概念，長三角城市群是一個當代概念，但在實際上，長三角城市群并不是無本之木，而是以古代江南城市的經濟發(fā)達與文化繁榮為基本條件的。以作為成熟形態(tài)的明清江南城市為例，從工商業(yè)的角度看，在明代全國50 個重要的工商城市中，位于江南的就有南京、蘇州、常州、鎮(zhèn)江、松江（上海）、嘉興、湖州、寧波、揚州等。至鴉片戰(zhàn)爭前夕，江南已成為大中小城鎮(zhèn)遍布、經濟發(fā)展水平居全國之冠的地區(qū)，從蕪湖沿江到寧鎮(zhèn)揚，經大運河到無錫、蘇州、松江、杭州，再沿杭甬運河到紹興、寧波，共有10 萬人口以上的城市10 個，這一數量同比占當時全國的一半。（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辦公室編：《走過十年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十周年紀事》）從城市文化繁榮的角度看，明清時代的南京是一個包含多個衛(wèi)星城（如蘇州、揚州等）的中心大都會。……1595 年，利瑪竇到達南京，他的第一感覺就是：論秀麗和雄偉，這座城市超過了所有其他的城市。（《利瑪竇中國札記》第3 卷）而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又把南京稱為全中國最大最名貴、差不多是全國中心點的都市。富裕的江南地區(qū)不僅在經濟上支持著整個國家機器的現實運轉，同時它在意識形態(tài)、精神文化、審美趣味、生活時尚等方面也開始擁有文化的領導權。在這一時期的都市文化中，它所呈現出的許多新特點與現代都市文化在內涵上都十分接近。（劉士林：《江南都市文化的歷史源流及現代闡釋論綱》）此外，還有其他一些重要線索，如20 世紀80 年代的長三角經濟區(qū)概念，其雛形可追溯到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經濟區(qū)。而20 世紀90 年代以后的長三角城市群，其胚胎或基因實際上早在古代江南城市發(fā)展中就已開始培育。古代江南地區(qū)高度發(fā)達的經濟與文化，是中國現代化與城市化進程在江南地區(qū)開始最早、并一直遙遙領先于中國其他城市或地區(qū)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