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帛古書是中國學術的源頭，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是源頭。
　　中國的書，從一開始就是寫在竹木簡牘上，而不是龜甲、獸骨和銅器上。縑帛是簡牘到紙書的過渡環(huán)節(jié)。《墨子》反復講“書于竹帛”，被錢存訓拿來當中國早期書籍的定義。這個定義是對的。早期中國，沒有簡帛，也就沒有書。設有書，還有什么學術和思想？20世紀初，“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是王國維說的“五大發(fā)現(xiàn)”之一。1942年，子彈庫帛書出土，則是第一次發(fā)現(xiàn)比較完整的帛書。
　　先秦兩漢是簡帛時代，書都是寫在簡帛上。我們發(fā)現(xiàn)簡帛，研究簡帛，其實是一次偉大的歷史回歸。研究古文字也好，古文獻也好，學術史也好，思想史也好，誰都不能忽視這個源頭。
　　我甚至可以毫不夸大地說，如果沒有簡帛留下的縫索（古文、籀文和小篆、隸書），商周時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就不可能被釋讀。
　　不過，話說回來，20世紀上半葉，我們的學術資源相當貧乏。研究戰(zhàn)國文字，當時有什么材料？數(shù)量最大，主要是璽�。ㄟ�有陶文、兵器和少數(shù)幾件銅器上的字）。璽印上的文字有什么內容？多半是地名、官名、人名，孤零零幾個字而已。書，完全沒有，長點的銘文，也非常少，幾乎無辭例可尋。我們只要讀一下王國維寫的《桐鄉(xiāng)徐氏印譜序》（1926年），就能明白這一點。當時，璽印是寶貝。很長時間裹，研究戰(zhàn)國文字，原來只能研究印，頂多加上點陶文和兵器。
　　王國維，確實了不起。當時，材料那么少，他能考慮那么深，那么遠，居然一下子就抓住了兩漢經(jīng)今古文學和小學的關鍵。當時的金石學家都株守許學，往往把出土文字稱為“古籀”，并不知道古文和籀文是什么概念，它們和篆、隸是什么關系。王國維的《戰(zhàn)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1916年），第一次為我們厘清了這些紛亂如麻的概念。他把戰(zhàn)國文字分為兩系：西土，秦系的籀、篆、隸是漢代“今文”的源頭；東方，非秦系的六國文字是漢代“古文”的源頭。如此宏論，遠見卓識，洞察隱微，只有603字。一般人很難做到。
　　中國近百年的古文字研究，戰(zhàn)國文字起步最晚，現(xiàn)在最熱。其早期代表作有二，一是朱德熙《壽縣出土楚器銘文研究》（1954年）；二是李學勤《戰(zhàn)國題銘概述》和《補論戰(zhàn)國題銘的一些問題》（1959-1960年）。兩位先生代表兩種風格，一直影響到今天。
　　他們都提到蔡季襄發(fā)表的子彈庫帛書。這在當時是最長的一篇戰(zhàn)國文字。
　　朱、李兩位的文章，今天看，當然可以挑出很多錯，但平心而論，以當時的標準衡量，這卻是最高水平。萬事起頭難。在我看來，這種開創(chuàng)性的著作比集大成的著作更重要。特別是李文，更有大局觀。他關注的不是個別難字，而是戰(zhàn)國文字的全局。他把王國維的東、西兩系說進一步細化，第一次為戰(zhàn)國文字分國分域，對后人更有啟發(fā)。
　　他說，楚帛書的十二月就是《爾雅》十二月名，這也是突破性的發(fā)現(xiàn)。
　　書是用字寫成的，但字不等于書。過去的戰(zhàn)國文字研究，主要是啃字，而不是讀書。孤立識字是因為沒有長篇的東西。
　　1949年以前，我們沒有楚簡。1950年代，開始有楚簡，都是遣冊，不但數(shù)量少，保存情況也不好。1957年，長臺關楚墓第一次出古書，只有殘簡，一直到1986年才發(fā)表。戰(zhàn)國古書，我們苦苦等了半個世紀，1993年才有了郭店楚簡，1994年才有了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在此之前，我們無書可讀，要讀，只有子彈庫帛書。
　　沒有書的結果，是我們的認字水平受限，許多現(xiàn)在覺得非常簡單的字，當時大家都不認識，學者費盡移山心力，收效卻甚微。
　　過去的工作方法，多半是不得已。
　　大規(guī)模識字，不可能是這種辦法。
　　我記得，上海博物館楚簡發(fā)現(xiàn)后，裘錫圭先生曾說，很多字的認出都用不著古文字學家。原因是什么？就是辭例多了。一個字，反復出現(xiàn)多少回，再笨也能認出來。
　　李學勤先生講過兩句話，我印象極深。
　　一句話是，戰(zhàn)國文字難認，你就是做夢也想不到。
　　另一句話是，某先生真怪，他認字，前提可能是錯的，但結論卻往往是對的。
　　過去，我們常把字形分析當認字前提。很多人都以為，一個字，形、音、義，字形最重要，通假其次，字義排在最后。破讀，左轉右轉，主要是為了湊字形，而不是為了疏通上下文。但在實際的認字過程中，我們卻不難發(fā)現(xiàn)，字形分析往往是“事后諸葛亮”。真正的前提是什么？是辭例。我們是靠辭例和語境為文字定向和卡位，先有辭義的大致估計，然后才考慮字形分析和通假破讀。甚至有時，我們并不知道某字該怎么分析，但照樣可以猜出它是什么字，或大致相當什么字。
　　我記得，朱德熙先生說，古文字的破譯最像偵探小說。警察破案，他們的方法，有兩條最重要，一是串并，二是排除。串并是把看似無關其實非常關鍵的綫索，通過偶然發(fā)現(xiàn)串連起來，形成一條連貫的思路。排除是從大海撈針的眾多可能性中，把一切無關的可能性一一排除掉，使真相浮出水面。串并也好，排除也好，都是為了定向和卡位。
　　破譯的大忌是被假象誤導，一條道走到黑。方向錯了，位置錯了，費勁再大，全錯。本來只是猜猜看的事，試探試探也就罷了，非要長篇累牘彎彎繞，這是“偵探小說”，不是真正的“破案”。
　　窗戶紙，一捅就破。文字破譯，用不著饒費口舌。說對了，三言兩語足夠，說不對，千言萬語也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