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1903年商務印書館編譯出版日本人松本君平的《新聞學》算起，中國的新聞學已有115年歷史。如果從1918年北大新聞研究會建立，徐寶璜開辦新聞學講座算起，中國新聞學教育和研究迄今正好100年歷史。我們搜集整理了清末至民國期間一些有代表性的新聞學書籍，希望借此重現(xiàn)早期中國近代新聞學的本來面貌，反映我國新聞學發(fā)展的歷史脈絡，我們認為，這對中國新聞學術、教育史研究以及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史研究都是很有意義的。
　　從1903年到1949年9月的40多年間，我國公開出版和內部印行的新聞學書藉，包括專著、教材、論文集、資料匯編、參考工具書等，約468種之多。它們集中反映了我國新聞學的歷史發(fā)展軌跡。然而，由于多種原因，這些書籍除了幾本曾被重印出版外，大多已經(jīng)是“只聞其名、難覓其蹤”，這對我國新聞學研究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本叢書在梳理1903-1949年間出版的有代表性的新聞學書籍的基礎上，精選了50部著作，校訂注釋，編纂再版，也算對這一遺憾的彌補。
　　從我們挑選的這50部新聞學書籍來看，中國早期新聞學的發(fā)展有三個鮮明的特點：
　　一、中國早期新聞學的發(fā)展與中國社會發(fā)展，尤其與國家民族利益息息相關
　　40多年間，中國新聞學從近乎空白到勃然而興，這與中國社會的動蕩、變革休戚相關。西方新聞學是現(xiàn)代化的產(chǎn)物，最早形成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1901年，“新聞學”一詞首見于中文報章，但直到民國前夕，國人對于“新聞有學乎”尚存疑，認為報社就是新聞人才的“養(yǎng)成所”。至1912年上海報業(yè)俱進會以“吾國報業(yè)之不發(fā)達……其最大原因，則為無專門之人才”為由，號召組織報業(yè)學堂，培養(yǎng)報業(yè)專門人才。不難看出，此時新聞界亦將新聞學視為辦報之“技”。至1918年邵飄萍為徐寶璜《新聞學》作序仍“竊嘆我國新聞界人才之寥落，良由無人以新聞為一學科而研究之者”。黃天鵬把1903年至1918年新聞學研究會建立之前的十余年視為中國新聞學的啟蒙期。
　　1918年，隨著以啟蒙為目標的新文化運動愈演愈烈，新思潮涌入國門，“新學”“西學”站在舊傳統(tǒng)的對立面被學界關注，新聞學思想也不例外。作為公學之首和新文化運動中心的北京大學率先開辦新聞學研究會，力證了“新聞學”存在的正當性；徐寶璜《新聞學》一書問世，成為中國新聞學理論的奠基之作。新聞學教育興起，新聞學研究著作漸盛，待到北伐前夕，中國新聞學從學理上和實踐上俱已建立起來。
　　新文化運動后期，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資本主義文明逐漸“祛魅”。之后的大簫條使得西方國家的痼疾暴露無遺，曾經(jīng)“理想之彼方”的西方報業(yè)也難以幸免。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如何建立“吾國之報業(yè)”成為新聞學研究的熱點，圍繞這一熱點，一方面，關于中外新聞理論、新聞事業(yè)、新聞業(yè)務的著作日益涌現(xiàn)；另一方面，軍閥對于激進言論的暴力摧殘，又引發(fā)了新聞人對于言論自由的論爭。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新聞學呈現(xiàn)百家爭鳴之勢。
　　“在這言論自由紛爭之際，也有若干論調，認為新聞紙不過是一種政治宣傳的工具，在新聞學方面也唱過所謂社會主義的新聞理論，不過這種論調沒有完成，當頭的國難已把這種理論粉碎。”“九一八”事變后，面對空前的民族危機，“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成為國論，報業(yè)成為勾連與動員社會的渠道和網(wǎng)絡，致力于推動“輿論統(tǒng)一”。直到全面抗戰(zhàn)中期之前，以戰(zhàn)爭宣傳動員為主要研究目標的“戰(zhàn)時新聞學”都是新聞學研究的熱點。
　　1943-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隨著戰(zhàn)爭形勢的轉變，抗日戰(zhàn)爭已現(xiàn)勝利的曙光，中國新聞學人開始構想新聞業(yè)的未來。薩空了于1943年開始著手書寫《科學的新聞學概論》，旨在提醒新聞人應“鑒于美英的前車”，避免報紙“為大財閥資本家所獨占”，“積極地設法使報紙成為大多數(shù)民眾自己的相互報道消息、提供意見的工具”。
　　二、中國新聞學是“西學東漸”的產(chǎn)物，中國早期新聞學人大多具備西學背景
　　“西學東漸”的內在精神是中體西用。在“用”的招牌下，西學大量涌入。中國新聞學直接引自日本和美國。首先，中國最早的新聞學譯著分別為1903年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的松本君平的《新聞學》和1913年美國記者休曼著、史青編譯的《實用新聞學》。前者成為中國新聞學的開端，而后者作為美國第一本新聞教育著作，“提供采訪編輯各種實際問題的解決方案”，也奠定了中國新聞人對于新聞教育之作用的基本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