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主要是面向四類讀者而寫的——大規(guī)模教育考試試卷的開發(fā)者、語言測試研究者、語言教學定量研究者、語言測量結(jié)果的使用者。本書的目的是，用測量學的話語體系來分析語言測試或標準化大規(guī)模語言考試的過程。具體而言就是，把傳統(tǒng)的語言測試或標準化語言考試過程分成三個階段來看，第一階段是測量工具的研發(fā)，第二階段是測量工具的使用和測量結(jié)果的取得，第三階段是測量結(jié)果的解讀和使用。本書討論的核心是三個階段都涉及的量化問題以及量的測得結(jié)果的表述問題。
　　本書是我研究語言測試問題二十年的心得，是《語言測試分數(shù)的導出、報道和解釋》（2006年）一書的繼續(xù)。那本書中，我只是嘗試從計量學的角度看語言測試問題，而本書中，我把語言測試中的問題系統(tǒng)地翻譯成計量學語言。那本書的核心是“難度”和“分數(shù)”，本書的核心是“量”、“測量”和“測量不確定度”。本書中，我努力傳遞三個重要信息：（1）量化問題是經(jīng)驗性問題，需要用經(jīng)驗或?qū)嶒炞C據(jù)來回答；（2）包括語言測量在內(nèi)的教育和心理測量包含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在結(jié)果的表述和解讀中必須充分考慮；（3）教育測量和心理測驗需要用一套定義明確的術(shù)語和詞匯來重新講述自己的故事。
　　在本書的撰寫過程中，我無時不感覺到自己漢語表述能力的不足。為了確切和明白，我盡量使用意義明確的簡單詞匯，盡量避免使用修辭手段，特別是擬人和比喻。例如，在本書中，我沒有用“筆者”來指代我自己，也盡量不用“國家”一詞，而改用其他意義更加明確的詞語或表述方式。在學術(shù)著述中，“我”和“我們”也許是最難使用的兩個詞語。在本書中，“我”指的是“本書作者席仲恩”，“我們”指的是“本部分的作者席仲恩和本部分的讀者”。在需要承擔責任之時，我選擇了使用“我”作主語；在邀請讀者一起參與或分享之時，我選擇了使用“我們”作主語。
　　本書是“重慶市教育科學‘十二五’規(guī)劃2011年度教育考試研究專項課題項目”[2011-KS一027]和“重慶郵電大學科研基金項目”[K一29]的部分成果。重慶郵電大學外語學院的雷雪梅老師承擔了這兩個項目的秘書工作，從而使我專心致力于本書的撰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仇揚等編輯對于本書的文字提了很多建設性意見。對于他們的貢獻，我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