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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政要
《貞觀政要》全書強調(diào)臣僚諫勸帝王的作用,置立以諫諍為內(nèi)容的專篇,不僅要諫諍帝王,而且也要諫勸教導(dǎo)太子及諸王。從這個角度說,《貞觀政要》一書就是吳兢通過樹立唐太宗及其“貞觀之治”的榜樣,用以開導(dǎo)和諫勸唐中宗、唐玄宗及其后的繼承者。吳兢也清楚地知道,臣僚的諫諍是和君主的能納諫、“從善如流”相得益彰的,二者缺一不可,否則都達不到匡謬正誤的作用。帝王之所以要臣僚諫諍,是因為帝王也會在處理政事時發(fā)生謬誤;臣僚之所以應(yīng)該諫諍帝王,除了應(yīng)盡的忠誠之外,還因為帝王縱情淫樂、敗壞法度、倒行逆施,以致“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正是因為這種君臣之間的共同利害關(guān)系,臣僚要隨時匡正帝王之失,避免鑄成大錯,君得其國,臣保祿位,免致亡國破家之禍。從這種利害關(guān)系出發(fā),唐太宗君臣勵精圖治,極力通過諫諍——納諫這條渠道避免大的錯誤發(fā)生。雖然,作為封建帝王的唐太宗,在位期間也曾對納諫有過不同的表現(xiàn),但他留下許多可資借鑒的言行。他曾說過:“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這是他在諫臣魏徵死后所總結(jié)的,足見他對諫諍的重視了。吳兢在摘錄唐太宗嘉言懿行的同時,也摘錄了魏徵、王硅、房玄齡、杜如晦、虞世南、褚遂良、溫彥博、馬周、戴胄、孔穎達、劉洎、岑文本、姚思廉等四十五人與君主討論政事的言行,而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諫臣魏徵,最突出的內(nèi)容是諫勸。
全書十卷四十篇,分類編輯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與魏徵、房玄齡、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時的問題,大臣們的議諍、勸諫奏議等,以規(guī)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國軍政思想。宋、元、明、清各朝對《貞觀政要》十分重視,歷代帝王都從中借鑒,以期長治久安。元代戈直又采錄唐宋二十二家大臣史家,如柳芳、歐陽修、司馬光、呂祖謙等議論,雖未收錄然可知后人之重視 。現(xiàn)將全書譯注,通俗易懂,作為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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