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的傳奇：無關風雅與殺伐

李永晶

一、出　身

　　如果說每一部 名著的誕生都多少有些傳奇色彩，那么作為文化人類學的經典名著，《菊與刀》的這一特征尤其突出。

　　著者魯思·本尼迪克特早年畢業(yè)于美國名女子大學瓦薩爾學院，學習英國文學；后來進入美國社會研究新學院,在被后世譽為文化人類學之父、當時任職于哥倫比亞大學的弗蘭茲·博厄斯指導下學習人類學。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歐美，人種決定論大行其道。當時人們普遍認為，不同人種之間具有本質的差別，而這種差別又決定了文明程度的高低。針對這種本質主義的決定論，博厄斯以其人類學研究為根據駁斥了人種不變的觀念，提出了相反的文化相對主義學說。該學說主張，異文化的價值只有從其內部的視角才能獲得理解。本尼迪克特正是在這種知識氛圍中開始其人類學研究的。

　　由于本尼迪克特在社會研究新學院學業(yè)成績優(yōu)異，她被推薦攻讀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士課程。不久，她即以北美的祖尼族神話為題材，撰寫了博士學位論文。畢業(yè)后，她出任哥倫比亞大學的講師；1937年，她成為該校第一位獲得副教授職位的女性。1948年她晉升為教授，但天不假年，不幸于同年9月辭世。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期，受美國政府戰(zhàn)時情報局的委托，本尼迪克特開始了日本研究。戰(zhàn)時情報局成立于1942年，是一個以進行白色宣傳為宗旨的、進行心理戰(zhàn)的機構。白色宣傳是指通過散發(fā)具有明確信息來源，因而具有高度真實性的信息，來打擊敵方兵士戰(zhàn)斗意志的宣傳活動。它與消息來源不明，具有謀略性質的黑色宣傳相對。因此，本尼迪克特受邀進行的日本研究工作，最初就有明確的戰(zhàn)略與戰(zhàn)術目的。1944年8月，戰(zhàn)時情報局新設外國軍民士氣分析班；9月，本尼迪克特成為該研究班的兼任研究員，同樣進行日本方面的分析工作。

　　由于無法進行人類學研究必不可少的實地調查，本尼迪克特不得不動用一切手段收集資料。最終，她依據包括傳說、電影、對美國國內的日裔居民及日本戰(zhàn)俘的采訪、（日本）研究作品、新聞記事、廣播節(jié)目、好事者的文章、小說、議會演說、軍事情報局的報告書等在內的資料，探究了日本文化的獨特性。1944年她完成了研究報告，并于兩年后出版了以該研究報告為基礎的本書，題名為《菊與刀：日本文化模式》。該書出版后，在美國官員、知識階層乃至一般民眾中引發(fā)廣泛反響，被認為影響了二戰(zhàn)后美國的對日占領政策。迄今為止，該書仍是美國大學眾多文化人類學專業(yè)的必讀作品。

　　有趣的是，本尼迪克特當初認為，本書的壽命大約十年真正的學者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研究的局限與不足。本尼迪克特或許清楚該書因資料方面的局限，可能夾雜著對日本文化的誤解，因而有此一說。然而時至今日，該書仍被讀者持續(xù)閱讀，可以說遠超過了著者預想的時效，而且讀者亦遠超出了英語文化圈。本尼迪克特未曾預料到的是，無論該書里面有多少誤解（不少后世學者對這一點耿耿于懷），美國政治精英卻正是依據這樣充滿特定誤解的日本認識，制定了包括象征天皇制在內的對日占領政策；這種政策也正是戰(zhàn)后日本的出發(fā)點。可以說，本尼迪克特以自己在文化人類學領域的學術研究，出色地塑造了當時美國的日本認識，進而影響了戰(zhàn)后美日關系框架的形成。

　　因此，《菊與刀》這種獨特的出身非但使其成為人類學領域的必讀書，還使自己成為戰(zhàn)后美日國際關系史中的關鍵文獻。毋庸說，這是學者無上的榮光；《菊與刀》成為這位偉大學者的墓志銘。

二、傳　奇

　　然而，《菊與刀》的故事并非僅限于此；在該書的對象國日本，它演繹的傳奇別開生面。1946年11月該書出版后，駐日本盟軍最高司令官委托日本學者進行翻譯。兩年后的1948年，該書由日本學者長谷川松治完成翻譯并出版，隨即引發(fā)日本國民的閱讀與討論熱潮，并多次再版。1967年，譯者重新修訂了譯文，作為現代教養(yǎng)文庫的一本由社會思想社出版。2005年，日本著名的講談社學術文庫取得版權，繼續(xù)出版發(fā)行。2008年，日本光文社將其作為光文社古典新譯文庫的一種，出版了由角田安正翻譯的新譯本。角田是日本防衛(wèi)大學的教授，專攻俄羅斯研究。據譯者后記所言，這位俄羅斯專家翻譯《菊與刀》的契機正是該書新近出版了俄語譯本。不過，該版本腰帶上寫的盼望已久的新譯！更讓讀者注意乃至感慨：時隔六十年后，日本第二個版本終于姍姍來遲。

　　與版本稀少的狀況相比，該書發(fā)行量似乎更能說明問題截至2008年角田的新譯本出版時為止，據統(tǒng)計，長谷川松治的譯本發(fā)行量超過了兩百萬冊；該書對日本國民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實際上，早在1947年，日本學者鶴見和子就在左翼刊物《思想》（4月號）上率先發(fā)表書評《菊與刀》：美國人眼中的日本道德觀，向日本學界介紹了該書的主要觀點�！毒张c刀》日譯本出版后，日本知識界開始了對它歷時漫長的評論、討論與研究，迄今不絕如縷。在1950年《民族學研究》（第14卷第4號）特刊中，當時聲望如日中天的數位學者，比如民俗學家柳田國男、哲學家和辻哲郎、漢學家津田左右吉等紛紛發(fā)表評論，盛況空前。其后，直接或間接討論該書的論文與著作層出不窮。比如作為單行本，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版有《日本文化論試論：閱讀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九十年代出版有《〈菊與刀〉的新解讀方法》等。

　　另外，外國學者研究《菊與刀》的作品也得到了日本學者的關注。比如，美國學者道格拉斯·拉米斯的批判性著作《內化的外國〈菊與刀〉再考》（1981年）得到了翻譯出版。在該書中，拉米斯批評本尼迪克特僅憑借詩人的直觀寫作，因而認為《菊與刀》不是根據確鑿的學術研究作品。拉米斯還率先指出本尼迪克特犯了自民族中心主義的錯誤；在這個意義上，他被認為早于后來大名鼎鼎的文化批評家愛德華·賽義德，開啟了此后以揭露自民族中心主義為主旨的文化研究的先河。拉米斯的觀點在日本引發(fā)了正反兩個方向的爭論，至今不休，但否定性的意見居上。

　　其實，日本學者對《菊與刀》的內容褒貶亦始終不一。比如，作為批評性的觀點，前面提到的和辻哲郎指出，如果給日本人加上限定，諸如日本軍人的思考方法、日本俘虜的思考方法等，那么本書所說的日本人集團就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理解與認可。然而，該書將歷史、地區(qū)、集團、階層等因素一概排除在外，采取了一種整體主義的視角，討論了一般化的日本人，因而書中的日本人的思考方法、日本文化的類型這些說法就過于曖昧了。這種批評頗具有代表性，畢竟，任何對一般化的日本人的描述都很容易將現實中的個體臉譜化。

　　在眾多的研究與評論中，森貞彥的解讀尤其值得關注。在2002年刊行的《〈菊與刀〉新探》中，他分析了日本學者對《菊與刀》的各種典型誤解，進而對該書進行了全面的辯護。比如，菊被解釋為掩飾起來的意志的自由，而刀則象征著自我責任的態(tài)度。在接下來2003年出版的《孤兒〈菊與刀〉的感嘆：學界巨頭們犯的大錯》中，作者將柳田國男、和辻哲郎、津田左右吉等學術巨人的評論放到了顯微鏡下，將他們的錯誤條分縷析。在他看來，這些巨人們仍未真正理解作者的本意。2004年，他繼續(xù)推出新著《日俄戰(zhàn)爭與〈菊與刀〉：歷史的新視點》。他依據自己對《菊與刀》的解讀，以著名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小說《坂上之云》為主要資料，重新分析了日俄戰(zhàn)爭中一些著名人物的行為方式。他認為自己依據《菊與刀》開發(fā)了一種新的歷史分析方法，因而看到了迄今為止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所未見到的一面。2010年，作者再接再厲，出版了長達千頁的《〈菊與刀〉注解》，完成了全新解釋，并將日本的《菊與刀》研究推向了高峰。

　　這里要強調指出的是，一部由外國人撰寫的討論日本文化的著作持續(xù)得到日本學者的關注與討論，這本身就構成了一種獨特的日本文化現象�？梢韵胍�，《菊與刀》的傳奇仍將在日本繼續(xù)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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