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數(shù)千年文學史，那些氣勢恢宏、波瀾壯闊的文學圖景其實是由成百上千的人物形象支撐起來的。其中，有許多人的名字對每一個中國人來說都耳熟能詳，而且一聽到名字便會引起無窮的文學想象。不過，這些人物卻并非在一個層面上，比如說：一類是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等……而另一類卻是諸葛亮、關羽、曹操、武松、魯智深、李逵、孫晤空、豬八戒、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王熙鳳……這兩類形象當然有很大的不同，前一類是創(chuàng)造文學的人，而后一類是被文學創(chuàng)造出來的人。用錢鐘書先生的比喻就是，后一類是味道鮮美的雞蛋，前一類卻是下蛋的母雞。那么，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差別，為什么我們聽到羅貫中、施耐庵、吳承恩、曹雪芹之類的名字卻并不能立刻就進入曹操、武松、孫晤空、賈寶玉們的世界呢？這自然與文體差異有關，詩歌突出的是抒情主體的形象，我們從《楚辭》里面看到的自然是峨冠博帶、形容憔悴的屈原，在李白的詩歌里看到的是謫仙人青蓮居士……但小說不同，小說的作者相對來說要隱蔽一些，作者要躲在故事的幕后，光輝的前臺是其筆下人物的舞臺，作為觀眾（讀者），我們自然無法知道幕后導演的相貌與性格，只是看到了在其指揮下的演員的表演。
　　那么，這兩種不同的塑造人物形象的文體在中國文學史中究竟是如何演進的呢？
　　自古以來，中國便是泱泱詩歌大國。天才詩人的吟唱貫穿了整個中國文化史：從《詩經(jīng)》“哀而不傷”的莊雅，到《楚辭》窈窈深邃的奇譎；從漢樂府的犀利透辟，到《古詩十九首》的溫麗悲遠……古老而瑰麗的中華大地在歷代詩人眼中總是充滿了詩性的美。然而，隨著時代文化的變遷以及文學文體的嬗遞，昔日傾動天下的詩歌已經(jīng)逐漸隱退．成為絕大多數(shù)人尊而不親的供品——對當下的中國人來說，誰都不能否認李白、杜甫們的偉大，但是又有多少人整日捧著他們的詩集在吟誦呢？
　　縱觀整個中國古代文學史，從元代開始，另一種文學類型就登上了文學史舞臺，而且逐漸占據(jù)了中心地位，這就是后出的敘事文學。直到明代，敘事文學中的小說（主要指章回小說）更是異軍突起，成為文學界的新霸主，并迅速產(chǎn)生了所謂的“四大奇書”，以此奠定了中國古典章回小說的體制。從此以后，小說在人們文學消費中的比重逐漸增長，其霸主地位越來越穩(wěn)固。19世紀末，中西方文化通過不正常途徑開始交融，西方敘事文學夾雜在堅船利炮中登陸中國，與中國傳統(tǒng)小說結合，催生出新的品種，至今不替。因此，正如西方曾經(jīng)以詩來泛指文學一樣，就目前而言，小說一詞也已幾乎成為了文學的新的代稱一我們自然不能簡單地用進化論來看待文學文體之間的變遷，但歷史發(fā)展的客觀現(xiàn)實是，小說雖然后起，但卻是當之無愧的“后起之秀”。
　　一、中國小說的含義與發(fā)展
　　事實上，中國“小說”原本的語意指向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一樣，是”小“的“說”，是與圣賢大道相悖的小的、微不足道的言辭，從某種程度上類似于我們今天說的“小道消息”或者“流言蜚語”。中國“小說”這種最初的指向?qū)�后世小說影響極大，于是，像《世說新語》中一些只一句話的小短文在中國仍然是小說，但卻絕非西方的novel或者story。
　　當然，中國小說的文體與觀念也在慢慢地發(fā)生變化，但這種變化卻仍然是在“中國小說”的軌道上：先秦時期產(chǎn)生了“小說”的概念，并且據(jù)《漢書．藝文志》載可知，也產(chǎn)生了一些早期的“小說”作品，都是些tt或托古人，或記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淺薄，記事者近史而悠謬”的作品。到了魏晉時期，又產(chǎn)生出以《搜神記》為代表的志怪小說與以《世說新語》為代表的志人小說，前者多記神異報應，后者多記人物清談品鑒；前者故事情節(jié)較完整，形象單薄，后者記人多有風采，但多無情節(jié)。直到唐代才產(chǎn)生了可與唐詩并稱為“一代之奇”的唐傳奇。借用魯迅先生的評價就是“有意為小說”與“敘述宛轉(zhuǎn)，文辭華艷”：前句是指唐傳奇作者真正幻設為文，開始了自覺的敘事性虛構；后句指其行文有章法、有文采，開始了自覺的文學性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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